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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斗争

时间:2016-07-27 16:47:32 来源:红潮网 作者:红潮网

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在如何认识这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1927年11月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尽快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六大召开前,中共中央进行了必要的准备。4月2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任弼时。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与会者基本同意共产国际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认识到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承认中国革命形势不是高潮,革命发展不平衡,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上。但此时中央一些领导人还没有完全认清“左”倾盲动的错误。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莫斯科后,开始进行紧张的大会筹备工作。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①亲自予以指导。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正确地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②。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澈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大会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个时期,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反革命势力超过工农。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在向前发展,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也在日益发展,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为了完成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大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肃清各种错误倾向,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大会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革命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群众,尽可能地领导群众日常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大会总结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大会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大会纠正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是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大会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大会决议案在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的同时,进一步批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这种错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要害是放弃革命领导权。决议案在基本肯定大革命失败后党所进行的斗争的同时,批评了“左”倾盲动错误,并着重指出,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由3名委员、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大会闭幕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③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斯大林在对中共六大的指导中,没有认识到导致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基本问题产生错误认识的,正是他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中对中国社会阶级的不正确分析。六大以斯大林的这一理论作指导,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矛盾的情况,即一方面正确地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另一方面则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样,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把应当争取和可能争取的广大中间阶级、阶层推到敌人一边,在政策上则容易出现混淆革命性质的“左”倾错误。

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六大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但并没有把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真正联系起来,正确认识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而是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因此,大会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六大虽然承认当前没有革命高潮,不具备立即举行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但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革命低潮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可以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以至整个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④,影响到党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是后来六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六大虽然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任务,但仍把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本来,由中国特殊的社会阶级构成所决定,尤其是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要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群众基础,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和途径,解决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然而,六大却没有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大会发展了党的八七会议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正确认识,继续片面地强调注意中心区域和城市党的发展和巩固工作,吸收广大积极的产业工人入党,建立坚强的工厂支部并健全支部的组织和生活,改变工农成分的比例,以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片面追求“工人化”,要求工人要占多数。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41人。六大选出的由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后即1928年4月至9月期间,留守中央在国内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开展反日运动,同时反对英国、美国乘机加紧对中国渗透和控制,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山东、东北的权益给日本;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工人运动;整顿和发展农村工作,注意组织农民暴动;派得力人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加紧士兵运动;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及时传达和贯彻党的六大开会期间对国内工作的指示电,等等。这些工作,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媚外政策,争取群众,对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城市职工运动和农村斗争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留守中央对谭平山、邓演达等领导的中华革命党⑤采取公开方式进行斗争,是一种“左”的表现。

二、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制定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必须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能否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在农村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曾经走过艰难的道路。这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随着白色恐怖下城市斗争的受挫和农村革命斗争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1928年党的六大时统计,党员成分为农民占党员总人数的76.6%、士兵占0.8%、知识分子占6.9%、 其他成分占4 .8%,工人只占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工人党员占党员总人数的比例又减少到7%。党员成分的这种新的构成,在红军中尤为突出。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另外还有受革命影响的北伐军官兵以及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官兵,他们原先大多数也是农民。红军中还有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有工人310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地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

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障碍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与工人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国际领导人从这一世界各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般原理出发,指导中国党的建设。他们批评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甚于重视工人,担心中国党长期在农村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变成农民党。因此要求中国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片面强调加紧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提拔工人出身的党员到领导岗位。从当时党的实际状况看,共产国际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办法却解决不了中国党的问题。因为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革命的中心在广大农村,共产党要大发展,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是不可避免的。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坚持八七会议以来强调工人成分的片面认识。面对农民出身的党员已在党员总人数中占绝大多数这个现实,中共中央拿不出解决办法,只是反复强调要发展工人党员。直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依然认为,党的主要弱点是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重工业工人中党的发展极弱,支部生活多不健全,从斗争中吸收进来的积极分子还不多见,党的干部缺乏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中共中央认为只有在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要在中国社会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要求,探索出解决党的建设的新办法。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的。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感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①到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曾力图加以纠正。但红四军党内部分领导干部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而有些同志由于经验不足和受旧军队思想的影响,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权威,主张取消士兵委员会;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主张进行“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认为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实行“家长制”,主张事无巨细均应交下级讨论后才能作出决定,等等。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争论的问题。但他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大会在中央并未指示改组前委的情况下,改选了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这次大会没有正确解决红四军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果是不好的。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②。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由于认识不一致,会议未获结果。许多人对现状不满,要求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复职。

还在红四军党的七大结束时,前委即将大会决议及其他有关文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后,立即觉察到红四军领导层分歧的严重性。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8月20日,指示信写成并发出。信中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几个主要的原则问题提出明确意见,明显地赞同毛泽东的观点。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并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是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

九月来信详细地分析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说明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信分析红军党内的状况,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中共中央的这封指示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对红四军领导人有所批评,但是强调了团结,要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

陈毅带着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作了传达,随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11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并在闽西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为这次大会主持起草决议案。陈毅参加了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指示信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把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具体化,而且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发展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阐明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些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即“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批评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等错误观点,依据中央提出的政治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命脉”的原则,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决议还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办法。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为了有效地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决议提出要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和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决议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并提出了加强各级组织的工作等要求。为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提出了以后发展新党员的条件:(一)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二)忠实。(三)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四)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五)不吃鸦片,不赌博。新党员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最后选举产生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所做的努力,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的上半年,逐步地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的说明。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并且“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①。武装斗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特征,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总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其统治的。在这里,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共产党不可能经过合法斗争来教育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党要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中国革命战争主要是在农村区域进行的。由于敌人十分强大,红军极为弱小,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曾有人对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表示怀疑。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作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②。6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报告,仍认为中国党应以城市为中心,反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红军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即便是正在农村从事武装斗争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是逐步地认识清楚的。1928年5月、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且对于中国农村区域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论证,从而给予从事农村斗争的同志以重要的理论武装,使之增强了建设农村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不过,这时他还没有形成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并且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根据地的。在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实践中,特别是从1929年到1930年,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此时,农村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地发展,并且有力地显示出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争则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实践表明,中国革命要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探索并总结经验,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毛泽东阐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他在1930年1月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③中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指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重申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复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总结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他着重地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

毛泽东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乡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应当成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地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着重于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相反,如果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也达不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如果不承认中国革命首先应以乡村为中心,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是放弃革命斗争去同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妥协;或者是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这两种选择的性质虽根本不同,但其结局是相同的,那就是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它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正确地认识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却是非常不容易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走这条道路,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比如,1930年5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就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批评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

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④,深刻地阐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为了洗刷唯心精神,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因此,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坚持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是一致的。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号召人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革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认真地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独立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了这样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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