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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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我是农民的知己

邓子恢，闽西党组织和红军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卓越的农民运动和中国农村改革先行者。1917年2月，东渡日本，在东亚补习学校学习。1918年4月回国。1923年9月，创办《岩声》报，传播马克思主义。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中国农村变革的各个阶段，勇于探索，坚持真理，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创新的思想理论，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分田有方聚民心

1928年3月，邓子恢等人领导后田农民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第一枪，揭开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开创了土地革命之先声。同年6月，永定农民暴动爆发。当时已经被调往上杭的邓子恢闻讯，立即赶往永定，了解到永定县委正带领农民武装队伍围城，便建议永定县委将围城的农民武装队伍撤往农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之后，邓子恢在永定溪南主持分田工作。在讨论分田的具体政策时，邓子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田，该如何分？邓子恢认为必须坚持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争取和团结群众的大多数。随后，他一方面深入农村调研，另一方面召集有经验、熟悉土地情况的农民开座谈会，最终根据大多数人的想法，制定了“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分配土地政策。

1930年上半年，邓子恢又在这个政策上加了一条，这就是——“抽肥补瘦”。原来，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邓子恢发现只重视土地数量上按人口平均分配，许多地主、富农就保留了好田，而贫雇农得到的却多是瘦田、坏地。“抽肥补瘦”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在东肖率先试行之后，迅速被推行到闽西各县，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

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在上杭南阳召开联席会议，邓子恢着重介绍闽西土地革命创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一分田原则。这一分田原则被推广到了全党土地革命实践中，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邓子恢在中央苏区担任闽西特委书记、中央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国民经济部长期间，其农村变革理论的一项突出贡献，就是农村合作经济理论的创建与发展。他提出组织粮食调剂局以保护农民利益，进而创办按季节的劳动合作社以调节农村劳动力，实行互助互利，由此发展为苏区普遍创办的各种劳动或经济合作组织。他认为，农村合作经济是贫苦农民抵抗商业资本剥削的经济组织，“是土地革命的深入与继续，是巩固与发展苏区的经济动员，在革命发展前途上说，是准备将来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基础”。显然，邓子恢这一富有远见的理论，对于当时以及后来中国农业社会主义革命有着深远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由没收地主土地改变为减租减息。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所依靠的主要还是广大贫苦农民，因此，邓子恢主持下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实行由开始的主七佃三的“三七分租”，逐渐改变为佃七主三的“倒三七分租”；为打击农村高利贷而规定为“分半给息”，即实行一分半利息，以保护贫苦农民利益。同时，他积极推行的“兴家计划”，大大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加入劳动合作社者4万余人，半劳力6000余人；消费合作社社员达24万人以上。与此同时，提出“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取缔奸商、禁止操纵物价、鼓励实业家到边区投资、保证金融流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财政金融事业等主张。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迅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6月，邓子恢奉令由华东局调任中原局第三书记，其工作职责之一是对新解放区农村工作和土地改革的组织领导。邓子恢依据中央精神和新解放区实际情况，提出了农民运动三个过程指导意见。即初期，在政治上着重打击豪绅恶霸等农村的直接统治者；中期，斗争“转向整个地主阶级”，以减租减息削弱其封建势力；终期，“进入消灭封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邓子恢认为，“这三个过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农民运动一般发展规律”。这一理论有利于充分发动与组织农村阶级队伍，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

多次回乡察民情

1956年，邓子恢第二次回到故乡。这一次回乡，他带领中央农村工作部调查组，深入农村第一线了解全国实现高级化后的农村面貌。在短短的40天时间里，他不顾年迈体弱多病，拄着拐杖，亲自到白土、西山、铁石洋等地考察，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先后接待群众约700人次，处理来信1400封。他先后6次向中央报告了考察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为全国‘巩固提高合作社起到了积极作用’。

邓子恢分别在1953年11月、1956年11月、1961年4月、1961年10月等时间多次回龙岩，并深入农村做调查，为农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龙岩做调查期间，保卫人员为了他的安全，在每次出发之前都要携带茶水，他劝阻道：“过去游击战争时代，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米、送盐、送菜。今天，如果我们不喝群众家里的水，他们心里多难过呀！”

1960年9月至10月，邓子恢在山西、江苏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肯定，为1961年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农业《六十条》提供了重要参考，对于纠正当时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和人民公社体制的改进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邓子恢再次深入农村调查，发现由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和干部“共产风”等“五风”盛行，以及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平调风”，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困难，不少地区提出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甚至“分田单干”。他对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不仅支持基本核算单位层层下放到生产队，而且支持特别贫困和偏远地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并且当时顶着极大压力，支持安徽农村创造的包产到户的“责任田”。邓子恢虽然因此受到严厉处分，但他在中国农村农业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为了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大胆探索了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与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子恢以及其包括“包产到户”等农村农业发展理论得以平反，得到了历史和人民的公认。这就是邓子恢，他是农民的知己，时时都为农民着想。

来源：人民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福建日报、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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