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纵观百年党史，在中国人民探索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路的过程中，广大留学人员群体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爱国主义信念，树立留学报国的远大理想，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组织开展“一百年一百人”红色主题教育活动，与广大留学人员共同学习具有留学经历的中共党员留学报国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留学人员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把留学梦、人生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发挥独特优势作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一线建功立业，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宣侠父：以死报国家 名垂宇宙间

宣侠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甘肃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创建者之一，中共深入藏区开展民族工作的第一人。1920年获准公费赴日本留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光荣革命、英勇战斗的一生。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了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奔走呼号，用自己的鲜血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深刻内涵。

宣侠父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湄池长澜村。父亲宣铁珊，是一位读书识礼、正直善良的小学教员。宣侠父幼时随父读书，17岁时毕业于当地店口觉民小学。他聪明好学，成绩出类拔萃。1916年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渔涝科学习。在这期间，他受新思潮的影响，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1920年夏，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并获准公费赴日本留学，继续学习水产专业和研究生物学。

留学日本期间，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日本，使他在异国之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侠父逐渐认识到，实业救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从此，他就如饥似渴地攻读和研究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并开始从事一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国内革命出现了新局面。身在异国的宣侠父由于从事活动，被水产学校停止了官费待遇。1922年，宣侠父毅然回国，在杭州一带投身于革命救国运动的洪流之中。

1923年，宣侠父在杭州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宣侠父受浙江党组织委派，同樊嵩华、俞秀松等10余位热血青年一起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成为军校第一期学员。

军校开学两个月后，要成立中国国民党军校党部，校党部与各区队的区党部均已选举组成，校长办公厅在分队中指定一名学生做宣侠父所在分队党小组的小组长。这张名单，是用校长蒋中正的名义公布的，在学生中引起了议论，但无人敢公开反对。宣侠父却挺身而出，写了一份报告，呈给校长说：“由校长指定党小组的小组长，不符合党的组织法，要求收回成命，改由各小组选举自己的小组长。”校长看了这份报告，十分不快，把宣侠父找去，对他说：“这名单中的学生，不是我个人决定的，是经过有关人员共同斟酌决定的，你不是也在内吗?”宣侠父说：“我不是为了个人。”蒋说：“那么你说校部指定的学生，有哪个人不妥当?”宣侠父说：“我对被指定的人选没有意见，但产生的方法，是违背党的民主制度精神的。”蒋说：“你这是存心挑剔，你如自动收回这份报告，我可以不加追究。”宣侠父说：“应不应提意见，责任在我；接受不接受，在你校长。”

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把宣侠父关在禁闭室反省检查，限三天内将承认错误的悔过书交上来，否则严惩不贷。

三天后，宣侠父再度被蒋叫去，问他悔过书写好否?宣回答说：“学生无过，故亦无悔。”蒋不再多说，找来学生队队长，把写好的一纸手令交给队长说：“把他带回去!”队长一看手令：“该队学生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军纪，再三教育，坚拒不受，着即开除学籍，即令离校，以伸纪律，而整校风——中正。”队长见校长在盛怒之下，不敢多言。刚准备带宣侠父回队，校长对队长说：“现在给他最后机会，如三天内愿写悔过书，你连同手令，一同交来。”

在这三天中，由总教官何应钦领衔上尉以上的教职员，要求校长从轻处理，免予开除。蒋说：“学生与校长发生抵触，你们不要求学生认错，而要求校长低头，行吗?”何无词以对，离开后，打电话给在广州的校党代表廖仲恺，请廖来校解救。廖党代表在两小时内赶到黄埔，先见校长，校长说：“我们是军事学校，纪律重于一切。宣侠父目无师长，违反纪律，再三教诲，坚决不受，实难再事姑息。”廖党代表找来宣侠父，对他说：“你的建议，我认为是对的，但这是一件小事，你硬要校长把既成事实，收回成命，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校长的威信问题，学生对校长的态度问题，你考虑得不够成熟。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保持你的事业前途我提一个折中意见，我到校长那里，把你的报告取回交给你，作为撤销原意，来结束此事，今后不再提起，这对你说来，是委曲求全。但为革命而受委屈，是不会使你受到伤害的。”宣侠父说：“个人事业前途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风气，防止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是大事。党代表：‘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第四天，在真理面前寸步不让的宣侠父，终于怀着悲愤的心情，踏着坚定而从容的步伐，走出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大门，扬长而去。

1925年春，宣侠父来到北京，经李大钊、徐谦向冯玉祥推荐，以左派国民党党员的公开身份前往国民军中去工作。宣侠父一到张家口，就被冯玉祥派作部队文教工作。他以充沛的精力，炽热旺盛的热忱，进行大量的、具体的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和冯玉祥及其上层军官频繁接触，另一方面在军中办俱乐部、图书室、训练班。通过上课、演讲、游戏、娱乐、教唱进步歌曲等形式，广泛接触下层官兵，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及苏联十月革命，为把这支长期受封建宗法思想和基督教教义熏染禁锢的旧军队，改造成为以国民革命为宗旨的新军队，作了大量启蒙教育和组织工作。

1925年冬，宣侠父随冯玉祥部第二师师长刘郁芬来到西北重镇兰州，在兰州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共产党员钱清泉、张一悟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

1926年11月，国民军联军解除西安之围后，宣侠父从兰州来到西安，在冯玉祥部驻防华县、华阴县一带的梁冠英旅开展工作。

1927年5月，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并在西安召开东征誓师大会，率师出征。宣侠父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之职，带领政治人员来到河南渑池县城，处决了当地民愤极大的县兵差局长和大土豪王均。此举，深得百姓拥护。

5月底，部队到达郑州，与武汉出发的北伐军会师。6月上旬，汪精卫来到郑州。冯玉祥于6月10日与汪举行郑州会议，又于6月19日与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徐州会议以后，冯玉祥在他的部队中开始“清党”，把军以上单位中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开会的名义集中到开封，进行审查。宣侠父立即把已被集中的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的支部。他被选为支部书记，在党员中做了许多思想工作，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

7月14日，总司令部通知，被审查出的二三十名共产党员去洛阳“学习”，由一排士兵“护送”，乘坐两节闷罐子车皮出发。其中有宣侠父、刘志丹、蒋听松、方仲如、刘贯一、丁宝铨、彭桂林、王汝楫、孔广耀、曾晓渊等。

一上火车，大家都意识到其中有诈，纷纷议论该怎么应付。危难时刻，宣侠父领着大家唱起《少年先锋队之歌》、《国际歌》，歌声充满车厢，荡漾在中原的田野上。“护送”的士兵木呆呆地听着，沿途的老百姓诧异地望着，几十名共产党人又振奋起来，充满了战斗的豪情。

车到郑州，车厢被甩在一边的闲轨上，不让他们下火车。7月的天气，车厢里又热又闷。宣侠父一面找“护送”的排长交涉，要求保证饭水，一面安慰大家保持镇定。当晚，车头又挂着车厢南行，说改去汉口“学习”。车到驻马店，看到报纸上报道“宁汉合流”的消息，又如当头一棒。同志们义愤填膺，悲痛交集，深为革命的前途忧虑。暂时的雾霭挡住了视线，同志们感到前途渺茫。宣侠父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国际歌，歌声唤起了同志们的激情。

车到武胜关，押车排长突然宣布，让他们自谋出路，各奔前程，并声称不得再回河南，违者一律逮捕。当场没收了他们的臂章、胸章等各种国民革命军的符号。这一举动，已在预料之中，大家秩序井然，毫无惊色，几十双眼睛，一齐集中到宣侠父身上，等待决定。

宣侠父和几个同志稍事商量之后，决定去武汉找党的组织。宣侠父等人经与车站商量，得到了车站的同意。两节车厢又被挂上了南去的列车。7月16日早，宣侠父等人到达汉口，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根据中央临时常委会议精神，安排一部分人去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一部分人经上海去苏联学习；一部分人到各省去，从事农村的武装斗争。

1927年8月，宣侠父被党组织派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他走家串户，了解本县农民生活状况和革命斗争情况，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11月，成立了中共诸暨县委员会，宣侠父任县委军事部长。与县委其他同志，领导了全县“二五减租”运动，并取得斗争的胜利。1928年年底，宣侠父离开家乡到山东济宁国民党军孙良城部所属的梁冠英部。1931年，宣侠父任梁冠英部二十五路军总参议。九一八事变后，宣侠父和二十五路军地下组织向官兵们做了许多有关抗日反蒋的宣传工作。

宣侠父极有才华，写得一手好字，小说也写得很好，曾以笔名“今秋”、“石雁”写过自传体《西北远征记》、《入伍前后》，并以“特别盟员”的身份加入“左联”帮助“左联”筹措资金开办湖风书局，为左翼文艺运动作出了贡献。

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举义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宣侠父受党指派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抗日同盟军常委、兼任吉鸿昌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五师师长。第五师司令部，虽属吉鸿昌第二军建制，但五师司令部是在宣侠父到达多伦后亲手组建起来的。全师团级以下军官多系冯玉祥将军所办的汾阳军校教官、队长和学生。五师虽然兵力不足，装备亦差，但官兵觉悟高，战斗意志顽强，在收复多伦战斗中表现极为突出。司令部成立后，师长宣侠父率队在多伦整训，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但是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救国大业，不符合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妥协退让政策，蒋派兵十余万，进军张家口，企图消灭之，冯玉祥将军被迫下野。宣侠父、吉鸿昌和方振武将军抱定“誓死抗日，奋斗到底”的决心，奉命把抗日同盟军改编为“抗日讨蒋军”，并通电全国。接着，便率领部队转战于长城内外、北平郊外，给日蒋军队以沉重打击。宣侠父的第五师，在长城以南地区各次战斗中锐不可当，立下了不少战功。特别是在攻打小汤山战斗中，宣侠父的第五师表现尤为突出。1933年9月下旬，吉鸿昌、方振武率领的抗日讨蒋军转战于北平以北和东北的昌平、怀柔、密云、顺义一带。蒋军20余万，并勾结大批日军向“讨蒋军”扑来。“讨蒋军”为了打开去路，同蒋日激战于北平北部的小汤山。战斗开始前，宣侠父和吉鸿昌先后对部队作了动员讲话。他俩讲话的大意是：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四省，继续向华北、西北扩展，企图占我河山，欺压我同胞。蒋介石不抗日，反与日军勾结围攻我抗日讨蒋军。我们抗日讨蒋之战是正义之战，希望弟兄们奋勇杀敌前进啊!讲话后，宣师长、吉将军袒胸手举大刀率先杀向小汤山。在刀光闪闪、杀声震天的气势下，经过数次冲锋，宣、吉二人带领部队终于同其他部队一起攻克小汤山，胜利会师了。

但是由于敌众我寡，总的军事形势不利于“讨蒋军”，夺取小汤山之胜利，亦未能最终挽回失败的结局。

“抗日讨蒋军”失败后，吉、宣两人先后返津，重整旗鼓，在党的领导下，宣、吉二人于1934年春，又在天津同南汉宸、任应歧等人一起组织起“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仍本着抗日讨蒋的目标奋斗下去。他们一方面出版地下刊物揭露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亡国害民政策，另一方面派员组织地方武装或策动地方部队起义，继续进行抗日反蒋大业。不久，王崇仁随金木庵去北平东边的通县策动冀东保安队起义。宣、吉二人叮咛王说：在当前形势下起义有困难，就秘密联系，不要操之过急，等条件成熟，待机起义，并听候指示。与此同时，宣、吉两人还派人在河南归德以南地区组织了一部分地方武装，也是待机起义。

1934年5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党的白区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宣侠父被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化名杨永清，公开职业是《申报》特派记者。也为吉鸿昌将军在上海找好了房子，等吉鸿昌到上海一同从事地下斗争。谁知在11月9日，国民党大批特务，在天津法租界逮捕了吉鸿昌将军，半个月以后被杀害于北平。噩耗传到上海，宣侠父抱头痛哭。为了痛悼知己、战友和同志，宣侠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面对敌枪弹，屹然似泰山。

以死报国家，名垂宇宙间。

1934年底到1935年春，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我地下党员几乎处在特务、密探的包围之中，加之叛徒出卖，党的组织屡遭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杀害。宣侠父在上海的革命活动被敌人注意，为防止发生意外，党组织调他去香港开展工作。化名宣古渔。根据党的指示，争取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成立民族革命同盟，推动两广势力反蒋抗日，打开南方抗战局面。在香港他还和叶挺、邹韬奋等多次接触密谈，共同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努力。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重任，亟待有一位得力的同志来承担。

1937年2月下旬，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的电示，从千里之外风尘仆仆赶到西安。在七贤庄一号红军联络处内，宣侠父见到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志。周恩来风趣地对宣侠父说：“黄埔军校一别十多年，我们是殊途同归，革命的洪流又把我们涌到一起来了。”

初到西安，宣侠父的任务是协助周恩来工作。在周恩来介绍下，宣侠父很快结识了西安抗日救亡团体的主要领导人杜斌丞、车向忱、杨明轩以及中共西北特支的谢华、徐彬如等，与他们商议稳定民众中因蒋介石反目、张学良被扣、杨虎城隐退而出现的波动情绪，重新调动各界的抗日救亡积极性，宣侠父还拜会了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以及黄埔同学宋希濂、曾扩情等人，为以后的工作铺设道路。

不久，宣侠父出席了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党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实现路线、方针、政策转变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使宣侠父的思想认识发生了一个飞跃。他认真总结了过去多年间在敌军和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充分掌握新的国共合作时期“合法斗争”的特点，开拓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

宣侠父参加完会议回到西安，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将宣侠父介绍给西安的党政军民各族各界代表，把他推到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线。

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围绕着抗战的领导权问题，在西安的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论和政治争夺。顾祝同、曾扩情、宋希濂等人囿于传统的封建观念，拉拢宣侠父归回“蒋校长”麾下，同他们携手并肩，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宣侠父则鼓动他们要有民族气节，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共同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他对他的老同学们说：“在伟大的民族战争中，我们要对得起四万万父老兄弟姊妹。只有抗战，才有出路，才有前途，蒋介石也只有在坚持抗战中去建立威信。他们都想改变对方的政治信念，但一个人政治上的信念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于是，每次争论都是各持己见，各说其理，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根据党组织和周恩来的安排，黄埔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陈赓、曾希圣也常来西安，住在宣侠父处，同他一道会见国民党方面的老同学。国民党方面也鼓动关麟征、董钊、冯钦哉、郭紫峻等黄埔学生到宣侠父家里来游说。你来我往，唇枪舌战，争论十分激烈。

后来，蒋介石派蒋鼎文、杭毅来西安，分别委以行营主任、警察局长之职，取代了顾祝同等人，指在控制部属，防止“赤化”。宣侠父等人锲而不舍，充分利用这种合法的有利时机，不懈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宣传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前途和意义，不断地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战积极性。

在对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的同时，宣侠父还在广大民众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林伯渠来到西安工作，担任中共驻陕代表。宣侠父对林老请示汇报工作，主动取得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领导和支持。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陕西地方名流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虽然未居执政地位，但在民众中影响颇深，能量很大，宣侠父特别注意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以平易的作风、渊博的知识、敏锐的见解，受到了这部分人的敬佩和信任，与他们结交为好友。他和孙蔚如、赵寿山、杨晓初、韩兆鹗、孔从洲等军界人物，你来我往，过从甚密，共同分析敌情军机，互通情报消息。他和杜斌丞、杨明轩、张之道、苏资琛、罗明等文人交际，商议抗日救亡运动公务，切磋习文治学之道，吟诗题词，关系更深一层。

青年运动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面之一。宣侠父是爱国青年的良师益友。他的住处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民先”西北分队部及《青年战线》社，同在平民坊五号院内，这是他及时指导青年运动的极好条件。青年救亡组织的负责人冯文彬、胡乔木、黄华、陆平、李昌、蒋南翔、严估民、李连壁等，来来往往，常住在平民坊五号。有时开会，来人多了，就在宣侠父家里铺几张苇席，席地而睡。宣侠父知识渊博，阅历丰富，而且性格开朗活跃，有青年的特点，常和青年们共同娱乐，促膝谈心。青年干部对他十分推崇，乐意听取他的意见，请他当他们工作的顾问。

1938年5月，西安当局下令解散13个抗日救亡团体，“西青救”、“民先队”的活动被视为非法。这时，宣侠父的家，就成了它们的避护所。他利用自己较高的合法身份，尽力保护这些组织的工作干部。一次，李昌被特务跟踪，情况十分危急，匆忙中躲进宣侠父家里。宣侠父让李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特务闯进来时，他镇定自如，行若无事，周旋了一会，便把特务支走了。

大批有志青年为了救国抗日，纷纷要求到延安去，许多人找宣侠父当介绍人。宣侠父介绍了许多人，陈慕华就是其中的一位。

全国抗日怒潮的不断高涨，抗日统一战线局面趋于稳定。遵照党的指示，宣侠父南北奔走，从事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

那是1937年8月下旬，宣侠父由西安到达徐州，推动胡宗南积极抗日。宣、胡二人是浙江同乡，黄埔同窗。胡宗南时任国民党第一军军长，因深知宣侠父是文武全才，亟欲得之，便多次邀请宣侠父前往，宣侠父才有此行。在徐州，胡待宣为上宾，朝夕陪伴，视察部队防地，畅叙别来沧桑。应胡宗南请求，宣侠父阐述了对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的见解，提出了对付蓄谋已久、锐气正旺的日本侵略军必须采用游击战争的建议，得到了胡宗南的称赞。胡宗南请宣侠父写一篇游击战专论，以资教育部队。宣侠父知道胡宗南只以蒋介石之命是听，并无真心贯彻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但又觉得能让他和他的部下注意这个在中日战争中我方必须采用的战术，于国家民族也不无好处，便欣然同意了。宣侠父对游击战争问题思虑已久，因而只用了一个通宵，就交出了《游击战争概述》一稿。胡宗南阅后，当即批准印发部属阅读。后来，西安的《救亡》周刊在第五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稿，引起了军界的称道和文化界的注目。一些刊物陆续向宣侠父约稿，他都尽量予以满足。据初步掌握，宣侠父先后应约写了《论政党的排他性》、《目前敌人增进山西的企图》、《对青年军训工作的一些意见》等。还参加了有朱德、贺龙、肖克等八路军将领执笔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的编写工作，成为西安文化出版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宣侠父在西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卓越有成效，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却惶恐不安，军统局秘密指示陕西特务头子张毅夫：“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伍云甫在西安的活动，应严行监视。”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也感到宣侠父十分棘手，想借“军统”之手“剪除异端。”

军统特务张毅夫根据各种渠道搜集的情报，给宣侠父罗列了“八条罪状”，汇报给军统局和蒋介石：一、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杨晓初等“勾结”，唆使其反中央、反蒋；二、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的军政人员来往勾搭，散布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所及，势将引起其思想动摇，部队叛变；三、捏造八路军的抗日战果，在西安宣传鼓动；四、公开攻击中央政治腐败，抗战不力，诽谤委员长独裁，限制言论自由；五、散布共产党、八路军和杂牌军队被歧视，待遇不平等，不给补充武器军用品；六、与西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和流亡青年去延安，引起西安各校学生思想混乱，学风败坏；七、向蒋鼎文要挟吵闹，拉拢胡宗南图谋不轨；八、宣侠父是中共西安地下组织的最高负责人，指挥地下党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蒋介石对于宣侠父这样一个在历次反蒋激流中都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老共产党员，早已怀恨在心，看到这“八条罪状”，更加尖刀扎胸，便恶狠狠地说：“每一次都有他!”遂手谕“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张毅夫即秘密安排暗杀行动。首先由军统西北区直属组(即特务队)派遣三名精干特务埋伏监视，认识“目标”。特务们还以户警查户口为名，闯入宣侠父的住宅，近距离熟悉“目标”。

由于宣侠父行踪无常，一帮特务屡屡不能得手。特务头子戴笠催得火急，遂又派了军委会西安别动队的两名刺客，加强暗杀力量。

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将敌特要谋杀宣侠父的紧急情报及时向上级作了汇报。八路军办事处连夜将宣侠父从平民坊五号接回办事处院内居住。不几天，宣侠父觉得住在机关对开展统战工作多有不便，自己尚有高级参议的公开身份，只要注意，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便又迁回平民坊五号，置身于统一战线的繁忙工作之中。

党组织十分关心宣侠父的安全，决定让他暂时回避，同林伯渠一道返回延安。7月30日起程的那天早晨，宣侠父已将行李装上汽车。林伯渠又把他叫去，十分惋惜而又充满信任地说：“昨天晚上李初梨同志被警方传去，一夜未归。看来西安有情况，这可能是个前兆，以后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你还是先留一段时间，主持这里的工作。”既然林老让他留下，那就是工作需要他非留不可。他毫不犹豫地从车上把行李又搬下来，继续留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西安。

次日下午，八路军办事处与铁路局在革命公园运动场进行军民联欢篮球友谊比赛，宣侠父担任裁判。6时许，比赛结束，宣侠父骑着自行车离开革命公园，顺崇礼路(今西五路)向西行至西京医院门口，被特务暴徒拦住去路，夺走自行车。宣侠父厉声呵斥：“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十八集团军的……”不等他说完，几个暴徒已经将他拉到停在路旁的汽车边，其中一个狡诈地说：“知道，蒋主任请你!”说着，便强行将宣侠父驾上汽车。汽车开动后，暴徒们一齐下手，用绳索将宣侠父缢杀。随后，将遗体投入西安古城墙附近下马陵一口枯井里。由于中共党组织追究得很紧，敌人怕马脚绽露，又趁一天黑夜移埋于城郊野外。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八路军办事处根据种种迹象，很快得知宣侠父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暗杀的。周恩来三次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的下落，逼得蒋介石无法，只好招认：“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杀掉的。”

由于宣侠父是被敌特秘密暗杀，党组织得到他蒙难的确切消息很迟。所以，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才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宣侠父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功绩将载入史册，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来源：人民网、中国军网、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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