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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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志：发射场上常胜将军
王永志，“两弹一星”工程重要技术骨干，第二代远程战略导弹技术带头人，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赴苏联留学。40多年来，王永志始终奋斗在研制试验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航天科技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少年就做强国梦
“我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是上高中时下决心走国防建设之路。”1950年，朝鲜战役打响，王永志正读高中。美国战机经常盘旋在我国东北领空，空袭警报刺耳地鸣叫，学生无法上课，学校也准备搬迁，眼瞅着学习的美梦被打破，王永志义愤填膺。不久有件令他特别兴奋的事：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出现在学校附近的机场，美国飞机一来，战斗机就升空迎战，以后美国飞机就再也不露面了。“那劲头儿，真解气。”年逾古稀的王永志回想起来，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那时王永志握紧拳头暗想：国防最要紧，有了先进的武器就没人胆敢侵犯。他找到班主任老师说要学飞机制造，班主任鼓励他考清华大学。1952年高中三年门门功课全优的王永志，如愿以偿敲开了清华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的大门。
火箭年成为火箭人
王永志是幸运的，在那个自我选择还是奢望的年代，他最初的选择，就一步踏上了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在清华大学学习一年，正赶上我国派人留苏学习，成绩优异的王永志有幸被选上，1955年他到莫斯科航空学院继续学飞机设计。
对于在这个航天大国学习的时光，王永志说最难忘的是1957年。不必翻看历史的日历，王永志记忆犹新，他一字一顿地说：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向世人展示了先进的洲际导弹，而同年的11月16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立。
“1957年是火箭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我成为火箭人。”王永志说。1957年是他人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他正上大学三年级，恰好赶上苏联政府同意部分中国留学生学习火箭导弹设计，根据国家需要11月他正式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从此，他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航天之路。
如饥似渴地在国外汲取知识的王永志，1961年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回国，来到刚刚起步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1964年他第一次参加发射的是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火箭的试射，于是出现文章开头描述的那一幕。王永志初出茅庐，崭露头角。自此，他在多种火箭的研制中解决了大量技术问题，逐渐成为技术骨干。
“纸上谈兵”开启通天大路
人们称王永志为“常胜将军”，因为迄今为止，他参与和主持了6种新型火箭的首次发射从未失败过。可是，他身边的人告诉记者，每次发射前王总都血压升高，但奇怪的是发射成功后，不用治疗就恢复正常了。“干这一行高技术、高风险，老是提心吊胆，已经习惯了。”如同将军凯旋，王永志对战场的厮杀一笑而过，但战前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紧张不言而喻。“有没有至今想起来仍心惊胆战的发射场面？”王永志说“有。”
“研制‘长二捆’是我一生中冒风险最大的时候”，王永志坦言“那段时间，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压力很大。直到最后，发射成功了，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地。”
把王永志推向风口浪尖的是，1986年年过半百的他开始挑起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重任，正赶上国家战略方针转向经济建设，航天部宣布中国的航天产品要走向世界。
放眼世界，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冲天火光，给世界航天抹上了浓重的阴影；随后，占世界半数以上卫星发射合同的欧空局的阿里安火箭失利，这一连串的厄运使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出现了运载能力短缺的局面。
“这对于中国航天来说，无疑是一次进入国际市场十分难得的契机。”王永志敏感地捕捉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必须尽快提高我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能够承揽大型卫星的发射。”
于是在研究院一间极简朴的办公室里，王永志和同事们悄悄地酝酿一个大胆的方案：以长征二号火箭为芯级，捆绑4个助推器，这样可以把火箭运载能力从2.5吨一下提高到8.8吨，这就是我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征二号E捆绑火箭的雏形。
这只是停在纸面上的设想方案，在没有产品和成功发射的情况下参与国际竞争，无异于纸上谈兵，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中国航天闯入国际市场的大买卖——用长征二号E发射两颗澳大利亚卫星，就在纸上谈兵中成交了。
1988年11月，中国航天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但美方提出，火箭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否则，不仅合同要中止还要罚款100万美元。此时，离合同规定的时间还剩短短18个月。按常规需要4到5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要在18个月里完成，所有人都直摇头。
“一旦完不成合同，刚刚开拓出来的世界航天市场就前功尽弃。中国航天能不能搭上国际商业发射这班车，成败在此一举。”回忆当年的情景，王永志双眉紧蹙，目光深邃。“绝不让研制长二捆的列车在我们这里误点，无论如何，一定要如期完成研制。”
没有资金先贷款，没有技术资料自己攻关。整整18个月，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在他的带领下，科技人员和工人克服了火箭捆绑技术的所有难题，1990年6月30日，昔日仅仅是三张草图的“长二捆”火箭真真切切地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美国专家起初都不能相信，中国人创造了18个月研制一枚新型火箭的国际航天新纪录。
紧接着7月，“长二捆”首次进行飞行试验。此时的西昌地区已进入雷雨季节，这是各国选择发射时机都小心翼翼避开的“禁区”。为保险起见，有人提议把火箭拉回去，择机再发。“箭在弦上，时不待我，一定要打。”王永志坚决地说。
7月16日，我国“长征二号”E捆绑火箭在惊天动地的呼啸声中拔地而起，以雷霆万钧之势直上云霄，一举发射成功，从而为发射澳星铺平了道路。“长二捆”火箭运载能力甚至超过了设计值，达到了9.2吨，从此，中国火箭不仅进入国际市场，火箭技术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运载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实现了巨大突破。
圆梦飞天“领头人”
“航天事业充满挑战和风险，每一步都是攀登高峰，总有更大更艰巨的任务在前面。”这大概就是航天事业的魅力和王永志为此倾心一生的原因。“有了神箭，就要把中国人送上天遨游太空”。花甲之年，王永志没有停歇超越自我的脚步，他又迎来了人生新的挑战——载人航天工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源于“863”计划，决策于1992年9月21日。工程立项后，王永志就被任命为工程的总设计师。那时，美、俄的宇航员已经自由地游弋于浩瀚的太空。中国的飞天蓝图如何描绘？“中国的飞船一上天，就要和国外搞了40年的飞船比翼齐飞，不相上下。”王永志坚持走自主创新、跨越发展之路。
王永志力主直接采用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组成的三舱飞船方案。但与国外废弃轨道舱的做法不同的是，“神舟”号飞船的轨道舱如同一颗卫星，在飞船完成任务返回地面后，可留在轨道上继续进行空间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下一步还可以利用它做太空交会对接试验。“如果同样进行5次交会对接试验，美、俄均需发射10艘飞船，而我们每发射一艘飞船都可以与前一艘飞船的轨道舱对接，所以只需发射6次，可以节省多少钱，缩短多少时间呢！”作为总设计师，王永志考虑得更长远。轨道舱的多功能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后续任务做了技术准备，这在国际上绝无仅有。
载人航天与卫星发射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载人航天更加注重安全性和可靠性。王永志说，我们的飞船是可靠的，但可靠并不等于安全，因此，载人航天工程在千方百计提高可靠性的基础上还采取了许多安全性措施。“最好是备而不用，但一定要有备无患”，王永志始终贯彻
“可靠第一，安全至上”的总体设计理念，许多可能影响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关键操作都增加了航天员手动控制措施，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以自救，这就好像为航天员的安全上了“保险”。
“我们设计了更先进、更完善的逃逸和救生系统。”王永志自豪地说。有了安全保障这颗“定心丸”，无怪乎航天英雄杨利伟在全国人民屏气凝神地注目中，泰然自若地造访天宫。
大思路形成了，并非可以高枕无忧。载人航天工程有工程总体和七大系统，协调面广、项目多、难度大。在研制过程中总是不断冒问题，出现“拦路虎”，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问题处理、协调各大系统仍离不开王永志。用载人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杨宏的话“一线经常闪现着他的身影”。仅从1999年以来，他就主持制定了好几百份总体技术文件，协调了更多的技术问题。“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都要考虑周全，确保载人航天工程万无一失。”杨宏说王总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采访结束后，王永志又匆匆投入到更加艰巨的工作中……用“如履薄冰”来形容航天人的心态，一点也不过分。从少年立志造飞机，再到70岁为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立下汗马功劳，行走于国家高科技前沿的王永志坦言，他这一辈子从不敢懈怠，很紧张，很劳累。但王永志说，幸运的是，几件大的工程都赶上了，特别是为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做了一些事，很有价值。正应了载人航天的一句口号：使命因艰巨而光荣，生命因奋斗而精彩。
有人问王永志，如果有机会再做一次选择，还会选择航天吗？王永志坚定地回答是：“我会的。”
来源：人民网、新华网、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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