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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计划”专家过敏意:热衷思考 勇于担当

时间:2012-02-24 10:03:23 来源: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 作者: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

    

   与大多数直接从海外归来的“千人计划”学者不同,过敏意全职回国近两年后,才评上“千人计划”学者,而这段过渡时间他的工资仅是在日本会津大学的三分之一。他本人并无投机捞钱的嫌疑,却坚持为国内绝大多数“千人计划”学者正名。
 
  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主任,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做起教改试验,建立起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决策机制,教师的主人翁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而他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一个服务者,决不揽权”。
 
  “千人计划”学者过敏意给记者留下的印象:热衷思考、勇于担当。
 
  “千人计划”学者是教改的一方力量
 
  “把国外先进的理念带回国内实施,并且在基层单位来推广、发展,是‘千人计划’学者能够做到的事情,也是一种责任。”电话的一端,过敏意慷慨地说。
 
  相比国内大学教师,“千人计划”学者不仅熟悉国外大学的教育理念,还有更多机会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交流,加之开明的校领导乐于采纳他们的改进方案、解决措施。“‘千人计划’学者虽然不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决定力量,但也是一股活跃的推动力量。”过敏意说。
 
  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速度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运行机制仍然长期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特征,被人们戏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高教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 “千人计划”学者推动下的教改,对全局的改观过敏意并不持乐观态度,但他认为改革可以先从局部开始。
 
  “比方说,在一个学院,可以先做学院的改革试验。”过敏意曾在日本会津大学从事管理,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主任,“怎样管理好一个系”是他经常琢磨的事。
 
  国内有些高校教师有课时来上班,没课时便不见踪影。然而,在国外一流大学里,教师大多早出晚归,成天待在实验室里与学生讨论,或是在办公室里思考学术问题。过敏意上任,首倡的是敬业精神。
 
  国内教学大多是填鸭式教育,老师讲得多,学生思考得少。然而听过他的课,学生都有这样的感觉——课上内容充实,课后有诸多启发,需要翻查大量资料;老师授课速度很快,有时一堂课讲一章知识,但讲解中粗中有细;课堂互动性很强,常做由此及彼的思维训练。
 
  国内大学“人治”氛围较浓。在他看来,有章可循,可以减少人为摩擦。比如申报上海曙光学者、新世纪人才、长江学者等限项申报的人才计划,有一个明确的排队规则,不是系主任让谁上就能上。系里招聘人才,由专门的招聘委员会负责,非但不留本校毕业生,最后还要由全体教授每人投票决定,票数过半者才能通过,未过半者即使“开后门”,也无法进来。
 
  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千人计划”学者也和过敏意一样,有着推进教改的自觉,但并非全体 ——有些人仍是根据学校的聘用合同来履行职责,没有过多思考教改问题。强化“千人计划”学者推动教改的责任意识,过敏意希望由各自所在的大学担当,规定 “千人计划”学者相应的职责,并给予一定的权力范围。
 
  考核指挥棒应该指向教学
 
  钱学森感叹近代未有大师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所以大师辈出,归因于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等大学校长投注于邀请一批优秀学者,全心全意教好学生的办校理念。
 
  然而,现在的大学越来越重视管理的量化——有哪些出彩项目、发表多少篇论文,这类科研成果容易量化;但是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培养学生,却很难得到量化,导致大学呈现偏重科研导向,对人才培养不够重视的局面。
 
  “大学的任务就是把学生培育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大学太热闹,做了许多公司要做的事情,而且大学非常热衷于做这些事情。”过敏意如是说。
 
  IT领域发展迅速,计算机学科教师能否跟上步伐,使用新知识来教育学生,很有挑战意味。过敏意遗憾地看到,大学里本学科领域花时间改进教材、琢磨因材施教的老师,可谓越来越少。
 
  “说到底,中国不是没有好老师,而是因为考核的指挥棒未能指向教学与人才培养。”他说,教师在一年中花半数时间在教学上,势必会影响到其他的科研、管理等工作。
 
  “如果每天都有一大堆教授来考虑如何教好学生,如何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并且这些人和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73”首席科学家、创新团队带头人等一样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我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可以实现的。”他表示,如果能建立此类考核机制,国内大学也许能够很快进步。
 
  几天前,杨福家教授告诉温家宝总理,要办一所“以学生为主”的私立大学,过敏意从心底希望中国的大学从行动上履行“以学生为主”的承诺。
 
  破除高校行政化唯放权
 
  “是否去除大学校长副部级、正厅级等行政职务,不是高校去行政化的实质内涵。”过敏意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资源掌握在大学的行政部门手中。”
 
  过敏意表示,大学去行政化要实施教授治校。现在提的都是“教授治学”,好像一提“教授治校”,就是教授担任学校各级领导,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在日本,他有着切身体会。日本高校中系主任、院长甚至校长的权力非常有限,系主任、院长一般是临退休前大家轮着做。“听到最多的抱怨是没有实权,浪费时间,仅在工资上相应地增长了一些补贴。”
 
  那么,日本高校的掌权者在哪儿?过敏意告诉记者,权力在教授委员会和其他各个委员会,行政部门仅是教授委员会决策后的执行机构,负责给出一个更详细的规划、文书。鉴于教授的崇高地位,行政人员常常谦恭谨慎地对待教授安排的事务。
 
  反观国内大学,决策主要出自领导和行政部门,有些教授根本不参与。虽然有些行政领导,本身就是教授,但在“屁股决定脑袋”的环境下,已经无法代表教授的身份,决策难免失之偏颇。
 
  “去行政化问题,就看大学里的行政领导肯不肯放权,是不是还决策于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各个委员会。”过敏意建议,大学在基层单位先行一步,慢慢形成一股改革的风气。
 
  高校行政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千人计划”学者的科研攻关,他们多为学术公关、项目审批不透明、人际关系复杂而苦恼。
 
  对待这个问题,过敏意建议在“千人计划”学者第一个聘期实施“双轨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中组部既然为我们配备了丰厚的安家费,何不把科研配套的经费问题往前迈进一步?在学者第一个聘期对国内的科研环境还不是非常熟悉了解的情况下,给聘用单位每引进一名‘千人计划’学者就配套一笔科研经费,这样既可以解决引进单位的经费增长问题,又避免了‘千人计划’的学者和国内同行在经费申请上的竞争。但最终,‘千人计划’学者还是要起到带头引领作用,要善于团结和凝聚本单位的科研力量,融入科研团队和国内科研环境。”
 
  过敏意告诉记者,所谓项目竞争就是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个项目。“千人计划”学者在国外已是教授,引进时通过一道道严格的评审,可以说能力已得到验证。
 
  “可不可以来一个‘千人计划’的“973”、“863”计划,使‘千人计划’学者专心于所擅长的创新知识研究?”过敏意认为中组部、科技部可以开始做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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