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简介：

北京科技大学硕士，北京大学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MBA。拥有近20年的投资经验，曾经从事过BOT投资，电力投资，风险投资，并从事过投资银行，私募股权投资，以及财务顾问等工作。曾经为多家企业提供IPO、并购以及投融资等方面的服务。

社会活动方面，积极组织和策划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文体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并担任留美分会副会长和文体委员会副主任。同时，积极参与由全国妇联、教育部和人社部三个部委联合发起的“支持女大学生创业”的公益行动，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花木兰基金支持女大学生创业示范店”，以及中国第一家“留学人员支持女大学生创业示范平台”（附照片）。2011年获得欧美同学会颁发的优秀留学人员工作者称号。2012年，在中国妇女报社、国资委群工局、以及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女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被评为2012年度中国优秀经济女性之一。2013年被推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2014年初，作为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导师代表，与三个部委的领导共同启动了当年的助推女大学生创业行动（附照片）。年底，又作为特邀评委，参与评选出2014年度全国优秀女大学生创业榜样和就业榜样人选。

 “令人同情却又被爱包围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不幸的，因为我的妈妈在我刚满两岁的时候，在单位的一次事故当中，为了抢救国家财产牺牲了。年幼的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对妈妈留下什么印象，就永远地失去了母爱。妈妈的事迹震动了整个中科院和山西省，但由于当时她还带着“右倾”的帽子，不能被追认为烈士，只能被认定为“因公牺牲”。很多领导、同事、和亲友都为妈妈抱不平，但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无能为力。于是，大家都把对妈妈的感情投入到对我的关心上。所以，我的童年又是幸运的，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爱。我的性格也没有因为过早失去妈妈而变得忧郁，而是如同我的名字一样，非常快乐，善良，并且乐于助人。

“令人难忘的大学生活”

我进入的第一所大学是北京科技大学，就读于热能工程系。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每年都被评为优秀学生并获得奖学金，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大学毕业时，我被推荐为免试研究生，也成了班里唯一的女生（理工科本来女生就少，80年代末女研究生更是寥寥无几）。当然，在这将近7年的学习生涯中，最让我快乐的还是积极参与了学校红十字会的工作。从刚进校门开始，我们就接受了校医院的一些培训。然后，每人发个小药箱，开始负责班里，甚至系里同学的日常健康问题。除了平时的小病处理，我还及时发现了一个同学的心脏病，以及另一个同学的急性胃炎，并把他们及时送往医院，赢得了治疗时间。

“毕业后去国家单位还是去外企”

    90年我研究生毕业时，同时接到了国家单位和外企的录用通知书。那个时候，外企在中国还不多，很多人都不了解，国家单位还是主要的就业方向。但是，外企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还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应外企的邀请，去他们举办的展览会或各种活动中当翻译。我觉得外企充满活力，能学到很多东西，也很想到国外去继续学习。但由于89年的政治风波，护照成了我们出国的障碍，因为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必须工作5年之后才能申请护照。而且，为了去外企工作，还必须向学校交3000元的培养费。3000块钱在90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我们每月的研究生工资只有72元。我跟父母借了3000元交给学校之后，进了外企。然而，工作以后，我却发现，那3000元算不了什么，很快就赚回来了。更重要的是，外企是一个很磨练人的地方，会让自己更快地成长。在这里，我不仅作为总经理助理，帮助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几家合资公司；而且，还帮助一家英国公司开拓了中国市场，并被送到英国去参加培训，准备回来在中国组建合资公司。

“房子和美国电力的工作，我选择了后者”

就在这时，我的事业发生了一次大转折，原因是每个现代人都要面对的“房子问题”。

1994年我结婚了。我们夫妻都在外企工作，在那个没有商品房的年代，结婚头一年就搬了4-5次家。无奈之下，他们决定夫妻一人“上岸”，回到国家体制中去工作。我比爱人提前找到一份国企公司的工作。这是中国的第一家BOT公司，由国家计委牵头、九大部委联合成立，当时风头很劲，应聘者无数。面试好多轮后，终于见到了总裁。总裁好奇我为何高薪傍身却会选择他们公司，我就实话实说：“我结婚了想要房子。”总裁乐了，明白了年轻人来此的“所求”。4个月之后，我就拥有了一套将近150平米的大房子，还配套了一辆大班车。此时的生活状态是舒适而安逸的。虽然BOT对中国人来说是新东西，需要联合国工发组织来进行培训，但需要学习的新知识很快就学完了，可以根据不同的项目调整使用。工作上没有太大的压力。每逢节假日，我们夫妇就呼朋唤友，开着车在北京城里和郊区转，去短途旅行也都是常见的事情……

然而，这种舒适的生活却让我渐渐产生了危机感。我发现自己的技能在下降，上进心和竞争力也都在下降。难道我一辈子就要这样虚度过去吗？我感到害怕，我想再回到外企。正好美国电力公司在招人，它看中了我的热能工程的背景和不错的外语水平。但我自己却犹豫了，毕竟150平米的大房子还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按照公司的规定，房子是在工作满十年的时候免费送给个人的。也就是说，“房子是用来拴人的”）。经过与丈夫的反复商量，我还是做出了选择：去美国电力。但是，进入公司后，我却发现，自己不懂财务、会计、以及项目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不得不回到校园重新学习。于是，我考进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这段时间的生活对我来说可以用“暗无天日”来形容，工作一天后从建国门开车直奔北大，经常来不及吃饭，只能拖着饥饿困顿的身体听课。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被用来上课、看书和考试了，真是苦不堪言。然而，正是这次的学习，让我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赶上了中国第一波风险投资潮”

1999年，风险投资进入中国，很多人都在谈论风投。有资金实力的参与投资、有专业能力的开始创业，建国门一带的外企中大量人员都奔向了VC市场。当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咨询公司VCChina到北大选人的时候，我非常幸运地被选中，直接参与到中国最早的风险投资的实战工作中去了。我们公司联合中关村控股集团和麦肯锡公司发起了第一届“中关村创业大赛”，引起巨大反响，随后全国各地都开始进行各种类型的创业大赛。我们公司率先引进硅谷的“周二早餐会”，帮助创业者向投资商进行项目路演。我们公司最早在中国建立了“风险投资俱乐部”，帮助在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也由于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编写出了中国第一份风险投资研究报告，引起广泛关注，并被各大媒体大量转载和引用，一时间也在业内小有了一些名气。

也正是在这份新的工作中，多年前出国深造的想法再次涌现。2001年，随着纳斯达克下跌，风险投资进入低谷，我觉得自己也该出去充充电了。于是，开始投入到准备出国的各种考试和申请之中去了。

“一个人的芝加哥大学队”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初，我接到了美国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踏上了赴美求学的道路。接下来两年的时光是紧张繁忙却又很有收获的。作为世界名校，芝加哥大学对学生的培训是全方位的，从学习、到社交、再到找工作，面面俱到，所以，非常辛苦，完成作业后发现天已擦亮，是经常发生的事儿。芝加哥大学有全美最为复杂的选课系统，让学生从进校门起就要学习如何用手中有限的积分去投标选修各种课程。学校教风投和创业的老师一般都会有多年的实战经验，课堂上大多数时间大家都在进行小组实战演练，自己出方案，自己找资源，自己运行，最后老师会来考核。学校有专门的职业服务中心，定时要求学生完成其功课，保证他们时刻与社会的需求接轨。世界500强的公司经常在学校路演，跟各种各样的学生接触。总之，学校的方方面面都是对学生的一种训练。

在芝大上学的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去杜克大学参加美国名校MBA联赛，为残疾人奥运会募集资金。2004年春假前，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同学会发了一份邮件，号召大家利用春假的时候，去参加上述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社会意义，就报名参加了，并订好了机票。然后，就全力投入到期末考试的准备当中去了。上午的考试刚刚结束，我就跳上了下午的飞机，直奔北卡。晚宴时，各个学校开始组队，我才意外地发现，好像没有从芝加哥大学来的同学。我觉得脑袋发懵，赶紧去主办方询问，结果得知，确实只有我一个人是从芝大来的。看到我站在那里发呆，主办方劝我加入到别的学校的队伍吧，正好纽约大学也有人员空缺。但我拒绝了。虽然只有我一个人来，我也要组建一支芝加哥队！我的勇气赢得了杜克同学的广泛支持，大家争相为我们队当志愿者，使我们不仅参加了宣誓大会，而且参加了全部项目的比赛。我还没有回到芝加哥大学，杜克商学院校长的电话已经打到了芝加哥商学院院长那里，称赞了我在这边的表现，并表示，希望明年能够见到一支完整的芝加哥队。我回到学校之后才得知，由于通知发得较晚，很多同学忙于考试没来得及看，看了的也由于不了解活动内容没有报名。院长让我组织了宣讲会，向大家介绍这次活动的情况和意义。当然，第二年我们就有了一支完整的芝加哥队去杜克参赛啦。

“留学人员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2004年底，我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回到国内。先是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财务顾问公司，在2005年开始的大牛市当中积累了一些资金。后来，又跟朋友合伙成立了花木兰基金。 作为中国的第一支女子基金，花木兰基金的一个使命是：支持中国女企业家的发展。尽管它是一个商业化运作的基金，但经常会参与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包括支持灾区女性来京创业；举办“花木兰中国行”，在全国各地海选有潜力的女企业家进行各种形式的帮扶等。2011年底，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特别是女大学生就业更难的问题，由全国妇联联合教育部和人社部共同发起了“支持女大学生创业行动”。全国妇联特地邀请花木兰基金参加了本次行动，希望我们能够为女大学生创业探索一条可商业化运作、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从此，我牵头开始了两年多的探索和尝试。

由于女大学生尚未进入社会，在不具备就业经验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创业，难度很大，风险很高。要帮助这个特殊群体进行创业，必须探索一条特殊的创业模式。我们尝试了店中店、直营店、合作店等各种模式；也测试了很多项目；并探索了从单一店到孵化平台的转化。对于这个很难在短时间内产生效益的公益项目，花木兰基金作为商业化的基金，也很难持续投入。为了不让这个项目中途夭折，我不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建立了三家示范店，还自己投入大量的资金来支撑这个项目的运转。为了能够及时支付房租、及时给大学生们发工资、及时进货并支付各种费用，我卖掉了自己的奥迪车、割肉卖出了股票、取出了保险、投入了工资、还向朋友借了钱，先后投入了60多万资金。我们的示范店也从刚开始的严重亏损，到后来的能够盈亏平衡，再到最近的能够微利，逐渐看到了希望。我们的模式逐渐得到了社会各方的认可，很多媒体也对我们的项目进行了报道（附照片）。但是，很多亲戚朋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劳神费力还赔钱的事儿？但我觉得：留学人员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我们的“留学报国”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继承老一辈留学人员的光荣传统。目前，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对上困扰各级领导，对下困扰千家万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那也是一种新时代的留学报国。当然，我们现在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因为，支持女大学生创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靠我们一个公司或几个人来完成，希望能有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共同关注和支持这个公益项目，让更多的找不到工作的女大学生能够学会自强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