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我为你骄傲(三)

时间:

2025-04-26

发布者: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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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我为你骄傲(一)

“广大留学人员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生力量。党、国家、人民为拥有并将更多拥有这样一大批人才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习近平

编者按:


4月24日,我们迎来了第十个中国航天日。回首往昔,我国航天事业在岁月长河中砥砺奋进,在诸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披荆斩棘、勇攀高峰,成功实现突破。在这辉煌成就的背后,留学人员群体功不可没。从老一辈留学人员负笈求学、许党报国,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科技事业,到具有留学背景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打造的国之重器,让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留学人员以炽热的情怀,诠释着科技报国的深刻内涵。而这一群体的贡献,早已超越航天领域,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

从山河破碎时振臂疾呼“振兴中华”,到“两弹一星”时期打造出国之重器,再到民族复兴之路上迈出“科技强国”的铿锵步履,留学人员的命运始终与祖国发展同频共振: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21位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留学人员在2023年新晋两院院士中占比57.9%,其中,在新晋中科院院士中占比81.4%,在新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占比39.2%。在党的二十大代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留学人员分别占比5%、10%、19%。这些鲜活数据的背后,是留学人员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衷心拥护和留学报国的滚烫赤诚。

为此,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推出《海归,我为你骄傲》系列宣传活动,向全社会传递留学人员的爱国之心、强国之志、报国之行。活动共35期内容,计划自4月24日至5月31日期间以连载的形式每日介绍部分优秀留学人员的报国故事,今日推送第三期内容,让我们共同见证留学人员在不同时代绽放的绚丽光彩。

屠守锷:“东风”犹记长空志


海归,我为你骄傲(三)


屠守锷,“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屠守锷少年时代就读于清华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内忧外患,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技的战略决策。屠守锷等老一代航天开创者们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斯人已逝,人们无法写尽他辉煌的每一个瞬间,然而,哪怕仅是片段,也足以令人心生敬意。

投身航空缘于曾遭日军轰炸




少年屠守锷在上海游学时,父亲来沪接他回南浔老家过春节,走到半路,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几十架日本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向地面俯冲下来。

炸弹像雨点般落下来,繁华喧闹的大上海,瞬时间房倒屋塌、血肉横飞!面对劫难后的满目疮痍,少年屠守锷立下了自己的终生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自此发奋读书。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地转到了航空系。1941年屠守锷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立即辞去工作,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了祖国。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研制导弹只为祖国需要




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回荡在后辈的耳边。

屠守锷的新岗位,是钱学森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

“第一枚导弹搞得最艰难。”1960年末,苏联撤走全部援建专家,仿制的导弹是下马还是继续?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没有外援,屠守锷和同事们自行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这个规划,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2年3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痛苦与失望笼罩在科技人员的心头。屠守锷临危受命,两年后,这种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孩子般地哭了”




1980年5月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公告:中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进行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这是一次迟到的试验。远程导弹要投入使用,必须经过全程飞行的考验。然而,由于种种政治风波的干扰,这次试验被整整搁置了9年。这又是一次特殊的试验。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刚刚迎来改革开放春风的中国来说,如果试验成功,无疑会为这个春天锦上添花。

为了圆满完成这次任务,屠守锷在1980年早春就带领试验队进入了依然寒气逼人的茫茫戈壁。他经常一干就是20多个小时,困了就在木板床上打个盹,而后又匆匆奔赴现场。屠守锷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浑圆的脸足足瘦了一圈,一头乌黑的头发也开始出现些许华发。

在发射书上签字之前,屠守锷已经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仰望着数十米高的塔架,屠守锷想上去做最后的检查。这位年过花甲的总设计师不顾连日的劳累,一鼓作气爬上了发射塔架。

当导弹伴着一声轰隆巨响穿过云端、穿过赤道,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的目标时,它犹如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春雷在全世界乍响。原本内向的屠守锷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双手捂着眼睛孩子般地哭了,继而又孩子般地笑了。

助力“神舟”“天宫”飞天




屠守锷是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主持了全部研制工作。1975年11月,“长征二号”成功地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送入轨道。

随着我国太空探索脚步的加快,屠守锷又提出了高速度、少投入地发展大型运载火箭的最佳途径,并首次将长征二号丙火箭作为芯级,捆绑了4个液体火箭助推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比长征二号丙火箭提高约3倍。这个火箭的型号被定名为长征二号E火箭,也就是后来国人耳熟能详的“长二捆”。

“18个月完成研制并首飞成功!”直至多年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师生前来拜访时,他还清楚地记着这段艰苦又令人骄傲的历史。

在“长二捆”基础上发展的各型火箭更是在中国航天发展历程中屡立战功。其中,长二F运载火箭一次次成功发射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后来将天宫一号、天宫二号送入太空的,还是长二F。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专家说,屠守锷的眼光绝对超前。“翻开上世纪90年代‘长二捆’刚刚发射成功时欧美报章的评论就可知悉。”法国《世界报》称它“令人生畏”,美国报刊赞其“世界先进”,还有科技评论称:由此中国火箭地位提升至“第三”。

屠守锷对培养后人同样不遗余力。1998年,他一下子拿出30万元私人积蓄,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立基金,奖励那些“贫而有志,穷且益坚”的学子。他特别嘱托:不用他的名字命名,也不宣传,就叫“宏志清寒助学金”。 他一生与“扬名”、“作秀”绝缘,十几年来,很少有人知道基金的捐助者,竟是这位“两弹一星”元勋。

屠守锷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他忠于国家的个人品格,勇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不懈奋斗的工作态度,为我国的大国重器做出的非凡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周光召: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海归,我为你骄傲(三)


周光召,“两弹一星”元勋,理论物理和粒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赴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研究学习。周光召长期从事高能物理和核武器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多项卓著成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战略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沉寂的罗布泊上空升腾起一个巨大的蘑菇状云朵。张爱萍将军拿起电话,向千里之外通宵未眠的周总理报告:中国实现了核爆炸!这一历史性时刻让全中国人至今难忘。周光召,我国自己培养出的科技精英,从此被历史记住。

学成报国




周光召生于1929年,父亲周凤九曾是湖南大学教授。

高中毕业后,周光召考取清华大学选修班。在选择专业时,他的同窗好友、曾任《中国日报》总编辑的陈砾对他说:“学物理吧,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周光召选择了物理系,并于1951年成为着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的研究生。1952年,全国院系进行调整,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1957年春,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有一次,各国科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时,一位外国教授报告了自己关于相对性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结果。讨论的时候,周光召说出了相反的意见,那位教授发火了。

此时,周光召并没有辩驳。过后,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一步一步地验证自己的看法,随后写成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上。随后,美国科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

在莫斯科学习的三年时间里,周光召在国际上首先提出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膺失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

1959年9月的一天,周光召知道了苏联撕毁合同的消息,他立即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离开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成原子弹?回答是肯定的。20多人联名请缨:回国参战。

周光召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1960年代初,国内研制原子弹遇到难以逾越的难关。邓稼先把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光召带到了风口浪尖上。

我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过程中,因受到当时世界各国都对原子弹理论高度保密的制约,设计上一度陷入了困境。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内部资料是苏联总顾问向我国部长介绍情况的一份口授的极其简要的记录。由于这份资料上的数据有个别错误,在当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周光召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智慧,做了一个“最大功”的计算,从而结束了这场争论,让大家确信算不出的原因是由于资料上的误记。

爆炸成功后,有人称赞周光召为此做出重要贡献,他笑着说了这么一段着名的话:“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呼吁改进院士制度




针对一些媒体刊登的前任中科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炮轰院士制度一文,他没有做出解释,只说,当前的院士制度和科技界,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有人这样批判院士制度: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少院士对自身的定位错了,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也错了。

周光召认为,的确,院士制度需要改进,“现在到处设院士像和院士馆,这实在有点过分,不利于年轻一代在科学上的成长。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在接受其他媒体记者采访时,谈及现在的高考制度,周光召笑言:“如果让我去考大学,我不一定能考上。”

据悉,周光召当年参加高考时,因偏科而被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后被清华大学录取。他说,“我国目前的考试制度,要求考生每门功课都很优秀,才有把握考上较好的大学,这非常难做到。因为有一部分人才是专才,他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所缺欠。比如爱因斯坦,他读书的时候,曾有几门功课不及格。如果爱因斯坦参加我国高考,也不一定能考上。”

上世纪90年代,一方面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一方面公民科学素质相对滞后。周光召说,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高水平创新人才和领军人才,也需要素质良好、道德高尚、勇于创新的亿万劳动者大军。科技创新与公众的科学素质就好比船和水的关系,水涨才能船高。

周光召表示,“通过科学教育、传播与普及,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树立科学思想、培养科学精神、了解科技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提升科学素质,就能够有力地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进程。”

在谈到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时,周光召说,科技工作者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应以撰写科普文章、举办科学讲座、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培训等多种方式参与到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实践中去。

周光召强调,从事科普工作的同志也要对自己的劳动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那种认为“科普是小儿科,没有科研成果的人才去做科普”的观念需要转变。

在周光召的领导下,中国科协建立起了学术年会制度,一年召开一次。年会在各个省市轮流召开,这样不仅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而且在当地掀起了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推动了科学普及工作。科协每年还举办很多科普活动,如“科普大篷车”、农村科技讲座等。仅2004年、2005年的科普日活动,参与群众就达1亿人次,有33万名科普志愿者参加。

在10余年中,周光召亲自赴全国的近百个城市,作科普报告近200场。每到一地,他都宣传党和国家的“科教兴国”方针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地方的工农业生产、科技发展、资源环境治理与保护、人才培养等问题,强调要与时俱进,抓住机遇以求发展。

坚持科学精神




周光召曾对某些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进行了痛斥。他指出,在“官本位”习气影响下,许多科技工作者热衷于做官,被繁杂的行政事务分散了精力,忽视了本职科研工作,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一些有领导能力的科技人员可以去做官,但做官的前提是必须为科技工作者好好服务,既然做官就不要搞科研,想搞科研就不要去做官。但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做官不为大家好好服务,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把好多科研经费留在自己所在的研究所里,往往使真正搞科研的人没有科研经费,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

张玉台回忆说,“1996年5月中国科协大会开过后,我要在科协机关传达会议精神,当我讲到科协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周光召同志为中国科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时,光召同志打断我的话,说以后不要叫主席,还像以前一样,你叫我光召,我叫你玉台。在科协这个地方,要少讲官,还是要讲对科学家的尊重和关心。”

在周光召领导下工作十几年,张玉台感慨地说:“光召同志既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一位胸怀广阔的关心、爱护别人和后辈的长者,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凝聚力、很有亲和力的领导者。光召同志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科学的精神和高尚的境界,为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也是我国科技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光召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强调,创新是科学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创新不能掺杂任何主观和私利的成分,必须坚持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科学方法,坚决反对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更不能自甘堕落地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唯利是图。

在《科技导报》2005年第一期,周光召撰写了题为《前辈科学家的精神风范给我们以激励和鞭策》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满怀深情地回顾了中国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创业,为科教兴国而呕心沥血的动人事迹。

在文中,周光召呼吁革除当前科技界的陋习,不急于求成,不为名利所惑,放下包袱,解除一切思想上的束缚,定下心来,求真唯实,艰苦奋斗,把自身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群策群力,使中国科学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使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土地上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

周光召的工作作风实实在在、质朴无华、理性淡定,从他身上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虚假。周光召多次表示,在“两弹一星”攻关中,有功人员远不止几十位,为此倾注心血乃至献出宝贵生命的,是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人。而自己是个很普通的人,如果把制造原子弹比作撰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等不下十万人写出来的,而自己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




黄纬禄:用全部生命写就“导弹人生”




海归,我为你骄傲(三)

黄纬禄,“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导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45年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攻读无线电专业。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来,他把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倾注于中国的导弹事业,为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身上所体现的献身航天、忠诚报国的赤子情怀,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发扬民主、大力协同的优良作风,严己宽人、默默奉献的高贵品质,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阐释。

一定要把中国的导弹搞出来




20世纪40年代初,二十多岁的黄纬禄在中央大学求学和毕业后的社会经历中,看到了祖国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风雨飘摇,在痛苦地思考、寻找救国之路后,抱定了“科学救国”的志向。在英国刻苦学习科学技术期间,他第一次知道了“导弹”这个词,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大家伙”,也第一次见识了这个“大家伙”的厉害,他的脑海中闪出了一个念头,要是中国拥有了导弹,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敢再侵略我们了!

1957年,在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黄纬禄开始了他的“导弹人生”。

中国导弹的研制是从仿制开始的。但是,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给中国的导弹科研工作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困难。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争中国人民的志气!

从此,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铁律,脚踏实地、刻苦攻坚,开始了导弹研制的新征程;以“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的誓言,自力更生、默默奉献,描绘出共和国导弹事业的新画卷。

黄纬禄担当起了导弹的“中枢神经”——控制系统负责人的重任,“飞得稳,打得准,主要靠控制系统”,正是深知控制系统的重要性,他很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有多重。可是,中国导弹的基础是一穷二白,一切必须从零开始。然而,黄纬禄并没有望而生畏,“干什么工作,只要去干、去学,总是可以学到手的。就像爬山一样,在山下,看着山顶那么高,不要被吓住了。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爬,上一个台阶并不困难,上一个台阶就离山顶更进一步。只要坚持不懈地往上爬,最后,总是可以爬到山顶的。”

黄纬禄带领的团队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身为控制系统的负责人,黄纬禄要确保导弹的“头脑”在整个试验过程中都是清醒的,能够准确控制弹身的飞行姿态和轨迹。他从基础学起,把自己已有的经验和技能想方设法转化过来,同时吸纳新的知识和技能。面对新出现的问题和挑战,黄纬禄想起抗日战争时中央大学搬迁后的互帮互助教学法,用这个方法,大家共同学习,很快掌握了大量的知识。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不舍昼夜,加班加点,即使是领导们出于对大家身体健康的担忧动员早点回去休息,他们也只是等领导一走就又都折回来继续工作了。这样的日子几乎就是他们那时侯的工作常态。首枚导弹运往基地前,黄纬禄和战友们在午夜灯火通明的生产车间里,连续奋战好几个昼夜,把每一个环节重新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在冬季滴水成冰的基地厂房里,对每一个电路单元都进行了反复的调试,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他们要向世人证明,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也能造出导弹来。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1059”(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零的突破!

1964年6月,“东风二号”取得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

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中国导弹研制试验成果震惊了世界!

十年,黄纬禄和他的同事们发扬自力更生和勇于登攀的精神仅用了十年,便走过了从仿制到研制的自主创新之路,实现了中国导弹零的突破,使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取得了被外电评论为“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的进步。

一定要把中国的固体导弹搞出来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已先后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但是液体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击能力。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制从潜艇发射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势在必行。

黄纬禄临危受命,担纲我国第一枚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

为了准确掌握具体情况,黄纬禄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漠荒原、戈壁深处。他发现,研制条件十分欠缺,急需少花钱、多办事、快办事、办成事。他心急如焚,食不甘味,无法入眠。

黄土高原上正在兴建一个长50米、宽30米、深30米的巨大水池,准备用于模拟潜艇水下发射条件。黄纬禄顶着阵阵风沙,冒着层层尘土,站在了这个正在由几百个工人开挖的巨大土坑前,眉头紧锁。大坑已经投入了几百万元,以后还要投入多少、建成后运行费用多少,引起了他的焦虑深思。黄纬禄觉得:“我们的科研经费是人民节衣缩食省出来的,国家底子薄,经济困难,我们要为国分忧,在不降低性能指标、不延长研制周期的情况下,尽量少花钱多办事,能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黄纬禄提出了“台、筒、艇”三步发射的试验程序,引起了轰动,并得到了国防科委的认可。“台、筒、艇”就是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第二步在陆上发射筒中打导弹,第三步在舰艇上打遥测弹。省去了投资巨大的水池,大大简化了试验设施,节约了大量研制经费和时间,开创了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试验程序。

为了获取导弹水下基本力学参数,进行模型弹投入水中入水深度的试验,是一个必经的步骤。模型弹是一个近10吨、直径一米多、长10多米的白色钢壳“大家伙”,如何投入水中、投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困扰大家的难题。有人提出:哪有这么高的平台安放模型弹?这么重的弹怎么起吊投出啊?这么大的弹体落下来万一砸在潜艇上,不是很危险吗?面对别人的质疑、面对同事的动摇,胸有成竹的黄纬禄知道,光靠计算数据是说服不了别人的,必须有“奇招”。1970年7月的一天,人们看到,在新建成不久的南京长江大桥中央,停放了一台巨大的吊车,似火的骄阳下,那个白色的“大家伙”正在被反复地以各种姿态投入水中,并获取了大量的有效数据。

就这样,黄纬禄带领这支年轻的研制团队,勇敢地向困难发起挑战,克服了研制起点高、技术难度大、既无资料和图纸又无仿制样品、缺乏预先研究等许多困难,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创造性地进行条件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了大量的各类试验验证,反复修正设计,终于取得了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

1982年10月12日,渤海的海面上,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以极快的速度直飞蓝天,在海天之间绘出一幅壮丽的景观……准备了十几年之久,多少人为之付出心血的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终于研制成功了。试验的成功震惊了世界,标志着我国成为具有自行研制潜地导弹和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拥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在蛟龙出水、雷震海天的背后,是艰苦奋斗的航天人的豪迈之情。

航天系统工程中的“金科玉律”




了解航天的人都知道,有一条“四共同”原则一直被奉为航天型号系统协调工作中的“金科玉律”,即: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在嫦娥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之后,时任工程总指挥的栾恩杰在总结成功经验时也指出,“四共同”原则正是各系统协调工作的理念。这一原则是黄纬禄最早在潜地导弹的首次总师扩大会上提出的。

黄纬禄认为,“工作过程中,有时需要定方案或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措施,作为总师最好不要自己拍脑瓜一想就决定怎么解决。”发扬技术民主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他一贯主张让技术人员、行政干部、技术工人等参与讨论问题的有关同志,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集思广益,扬长避短,把方案定得比较正确,问题解决得比较合理。黄纬禄在真理面前讲求民主,这也使得他的想法更加接近真理。

那时,潜地导弹型号研制遇到了一个问题,虽然经过多次改进却无明显的效果,难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这样将使各方面的工作长时间停顿下来。在这个紧要关头,黄纬禄果断决定召开首次总师扩大会,有问题共同讨论,有困难共同克服。他要求大家都把余量拿出来,再分散难点。在分散的难点中,可能有的单位通过极大的努力仍达不到新指标的要求,黄纬禄明确指出,这样的风险要共同来承担,不能出了问题时相互指责、埋怨。对于风险而言,黄纬禄也明确表示:“作为总设计师,我首先要承担责任。”

这次总师扩大会之后,根据黄纬禄的讲话内容总结出了“四共同”的原则。如今,这一原则已经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

品德比技术更重要




黄纬禄虽是一位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专家,但却时时处处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身正为范。

“在成绩面前,尽量考虑别人的贡献”。黄纬禄对各种奖励总是“退避三舍”,他说:我虽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不是我个人的,航天工程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成绩面前,尽量考虑别人的贡献,失败了,尽量考虑自己的责任。

“我的人生格言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黄纬禄始终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为人生格言。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人们至今还依然记得黄纬禄的“三个三”:在基地三条要求,和大家一起排长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出差三条要求,只要能走出去就行,只要有饭吃就行,只要有地方睡觉就行;用公车三不许,自己私人外出不许用车,接送亲友不用车,家人有事不搭车。相反,凡是与黄纬禄共事过的人都为他有容乃大的心胸所折服。

“剜”下了自己的肉“补”在导弹上。有段日子,研制的型号多、任务紧、压力很大,坚强的黄纬禄经常会感到体力不支,不得不去医院进行检查。长长的诊断单让医生也感到十分诧异,眼前这个消瘦的人到底做的什么工作,会落得这一身的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心脏病等。有一点是明确的,这是长年累月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的结果。医生开了一种中药让他回去好好调理身体,可是黄纬禄吃了几十副别人只要吃一剂便见效的药都毫无起色,腹部还经常抽搐,疼痛不已。最后医生不得不给他动手术。手术后,看着手术取出的结石,妻子刘汉菊心里泛起了阵阵的酸楚:“他是痛得实在忍不住了,但凡能稍微轻一点,他还会一直忙着工作,顾不上看病吃药。”已经66岁的黄纬禄由于过度操劳而使体重降低了11公斤。那可是一天天昼夜忙碌、一点点从身上被“剜”下去的。他瘦了,导弹却“飞”(肥)了,怪不得有人戏言他“剜”肉“补”导弹。虽是戏言,却听着让人有些心酸,这体重变化的背后蕴含着一个平凡老人多么非凡的人生奉献和精神境界!11公斤相对于动辄以吨计算的导弹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将这血肉“补”在导弹上,成就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骄傲!

“我的病不许跟别人说”。在主持召开总师扩大会的一天晚上,黄纬禄开始发烧,并且出现便血。这是长期胃溃疡引起的胃出血,如出血量大,往往会发生失血性休克,若抢救不及时可危及生命。黄纬禄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明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他想到,自己作为总设计师如果不参加会议,许多问题定不下来,下一步工作就不好开展。于是,他自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悄悄地让秘书到医院要点止血药,并再三叮嘱秘书“我的病不许跟别人说”。就这样,“有办法”的黄纬禄靠着止血药,强忍病痛主持会议,直到五天的会议开完,他才去医院检查治疗。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黄纬禄十分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他诲人不倦,悉心指导,“桃李满天下”。他在工作中亲自传授技术人员研究方法,在试验现场指导年轻人解决问题,在生产一线告诉工人师傅提高效率的“窍门”,在连队、学校认真向官兵和学生传授自己的经验体会……他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你们献身于这一崇高的事业,使它蓬勃发展,使我们的祖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何等光荣的任务啊!”黄纬禄年事已高在家养病时,家里就像一个课堂,航天系统的技术专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团员青年、试验基地的军官士兵、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外地慕名的求学人士络绎不绝……每次他们来黄纬禄都悉心教导,毫无保留地讲述导弹研制的历史,传授自己的知识,详细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品德比技术更重要”的谆谆教诲始终铭记在年轻人心中,这些年轻一代已经成长为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作为航天人、作为导弹型号研制的总师,黄纬禄明白,属于自己的时间实在太少,肩上的责任实在太重,而人生似乎过短。躺在病榻上的他还依然挂念着航天、惦记着导弹……

在回首自己的过去时,黄纬禄说道:我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了导弹事业,我无怨无悔。

黄纬禄将自己的全部交付于导弹事业,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导弹事业。他一生矢志报国的信念坚定不移,把对党的高度忠诚、对祖国的深情热爱融入导弹事业。他一生敢为人先的志气坚持不懈,开拓创新、求实拼搏,成就了中国导弹事业的一个个辉煌,挺起了中国国防事业的脊梁。他一生大力协同的精神传承后世,所倡导的“四共同”原则被奉为航天工程系统协同工作的“金科玉律”。他一生严己宽人的品格令人敬重,为导弹事业殚精竭虑,忘我工作,身躯渐瘦,病痛纷扰,仍坚守阵地,功勋卓著却“长怀一种愧疚感”。他一生诲人不倦的情怀馨香远播,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尽心尽责、倾囊相授,年事已高仍亲登讲坛悉心授课。他一生默默奉献的情操感人至深,几十年如一日,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甘做无名英雄。他“矢志报国、敢为人先、大力协同、严己宽人、诲人不倦、默默奉献”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他为导弹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也许,岁月能改变世界,但改变不了他毕生的追求;也许,光阴能蚀去记忆,但蚀不去他在中国导弹研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正是他真实的写照。2011年11月23日,他静静地离开了我们,然而,“两弹一星”精神将超越时空,永远激励着全中国人民为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拼搏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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