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42年夏，18岁的朱光亚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在这里，朱光亚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吴大猷等教授，并很快显露出自己的天赋才华。

1946年，朱光亚与李政道等一起，漂洋赴美。

“……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1950年春，获得博士学位后的朱光亚放弃优厚的工作生活待遇，作出了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坚定选择。归国途中，朱光亚联合51名旅美留学生，并牵头起草了这份激情洋溢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归国后，朱光亚相继在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为后来的国防科技事业尤其是“两弹一星”研制储备了大批人才。

1955年，为打破核垄断、抵制核讹诈、应对核威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在赴美学习实验核物理整整9年后，朱光亚终于拥有了为新中国核事业作贡献的机会。

组织整理参考资料，开展理论、爆轰、中子物理的研究与实验，构建完善核武器研制与试验技术体系……为开创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朱光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

从原子弹到氢弹，从第一代核武器到第二代核武器，从地面、空中核试验到地下平洞、竖井核试验，朱光亚参与组织和领导、主持了我国40余次核试验中的每一次试验，其中30多次亲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1964年至1966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核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飞跃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之一。

“他将科学的态度投入教学工作。尽管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但实际上，他做的所有事都是这样，无论大事小事，都讲究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和对待。”朱光亚的学生宋家树说。

他的老秘书张若愚至今难忘——一次在外面开会，朱光亚让他回家取一份文件，仔细交待他说，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

“父亲做事严谨，但并非只关注细节，他会用战略的眼光考虑每件事的可实行性，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回忆。

早在1964年，朱光亚就提出要在抓紧进行空投核航弹试验准备的同时，开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研究和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10多年的刻苦攻关，到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将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朱光亚说：“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

作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他的学术思想从未在“两弹一星”这个节点画上句号。

和平开发利用核能造福人类，这是作为核物理学家的朱光亚一个久怀的梦想。1971年，他欣然领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并组织力量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对核燃料组件的设计、试验、考验、试制等进行有力指导。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

与深厚的学识、显赫的声望和巨大的成就相比，朱光亚留给人们印象更深的是他谦厚儒雅、低调做人的为人品格。

生活中的朱光亚非常简朴。朱明远回忆说：“父亲有个百宝箱，收集了钉子、螺丝等小配件，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他都自己修；剩菜剩饭一定会留着下顿吃。”

朱光亚有一辆心爱的“老爷车”，整整跟随了他近40年的时光。他爱骑车不爱坐专车，家人也很自觉，轻易不用他的专车去办事，偶尔有急事借用一下，朱光亚都会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下来，事后他为家人付费。

朱光亚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他的节俭不是因为没有钱。

1996年，朱光亚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港币。颁奖前一天，他对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

晚年的朱光亚曾这样评价自己——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可这件事情不寻常——那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改变世界的一件事；那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挺直脊梁的一件事。

斯人虽已远去，身后却浩气长存。遥望苍穹，朱光亚星熠熠生辉！“两弹一星”精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

1921年7月26日，王希季出生在云南一户商贾之家。父亲王毓崑饱受商场沉浮，因此不愿孩子再身陷商海，唯一的心愿是希望他们能学一门手艺，过上平静的生活。但王希季不甘平庸，勤奋刻苦，在昆明读书时就已小有名气。1934年，时年13岁的王希季，因在全市小学毕业会考中成绩第一而被誉为“春城小状元”；初中毕业后，他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当时的云南名校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土木科；1938年，还在读高二的王希季，应同学之邀，参加了刚迁至昆明不久的西南联大的招生考试，考取了该校工学院机械工程系。

1940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越南后，频繁轰炸昆明。炮火连天，尸横遍野，哀嚎震天。同胞的鲜血点燃了王希季的怒火，然而，那时的他却只有欲哭无泪的悲叹：国弱万民哀。

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景，是他今生不曾抹去的痛。年轻的王希季怀揣“多学知识、振兴民族工业，以此救国”的决心，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就读于动力与燃料专业。

王希季之所以留学，其初心是为了学成归来建起一所大电厂为家乡造福，以改变当时昆明电力缺乏的问题，避免因电力缺乏影响人们的生活与学习。

1949年12月，他以优异成绩获取了科学硕士学位。正当他准备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时，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两张照片：南京路上好八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他的求学计划。

当曾经历过军阀混战、国破家亡的王希季第一次看到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军队时，他为此激动不已。虽然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他决心要报效祖国，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

1950年初春，29岁的王希季拒绝了美国数个电厂待遇优厚的工作邀请，踏上了驶回祖国的邮轮。王希季与同船其他的中国留学生聚集到甲板上，憧憬着未来。当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仰望太平洋上空的满天星斗时，他怀揣着“建立大电厂，解决中国工业发展的根本问题”的理想，他或许没有想到十年后，由他主持研制的中国首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将刺破浩瀚苍穹。

回国之初，王希季在大连工学院任教。教学之余，他仍在心中勾画着大电厂的蓝图。1958年11月，在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进军号令不久，王希季被调到上海机电设计院，担任探空火箭的技术负责人。然而，参与研制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有的年轻人甚至还没毕业，就拿着组织上的调令报到了。时年37岁的王希季面对挑战，带领着“娃娃军团”开始了边学边干的艰苦探索：缺乏技术，他找来资料自己先学，再给年轻人讲课，自嘲为“现学现卖”；来不及新建试验室，就把厕所改装成测试室；来不及建通信线路，就用手势或用人传递叫喊的方式进行试验场的联络；没有吊车，就用类似于古老的辘轳的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把气压打上去……很多“土办法”成为当时解决技术性问题的关键。

仅用了短短9个月的时间，由王希季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T-7M就奇迹般地诞生了。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郊区一个由稻田改建成的简易发射场上，“T-7M”昂然屹立在发射架上，虽然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却标志着我国已经在奔向太空的征程中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20世纪60年代，王希季受命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任务。他根据我国工业和技术的现状，提出了对于“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切实可行的总体方案和设计。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轨道。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奇迹蜕变，王希季也已从火箭的“门外汉”成为航天事业领头人。

火箭发射、卫星升天，国人飞天之梦似乎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当苏联人加加林进入太空轨道并返回地面后，王希季就十分关注载人航天工程，并将之提上日程。

1971年，我国着手开展载人航天研究，并将这个项目命名为“714工程”。而此前，王希季就已接受有关单位的要求，对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进行论证。当“714工程”下达后，王希季又参与了“曙光一号”飞船的研制。然而，“714工程”实施不久，终因诸多原因被搁置下来。

20世纪80年代，我国“863”计划开始启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再次迎来了发展契机。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王希季，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对国情的深刻分析，建议我国应以空间站系统为目标，从载人飞船起步来突破载人航天技术，而且就载人航天关键技术之一的回收技术，我国已有17颗回收式卫星的基础，是符合国情的。中国“神舟号”载人航天工程方案就此基础初步形成。

1999年，“神舟一号”实验飞船成功地完成首次无人状态下的试飞。这是中国航天技术的重大突破，使国人飞天梦想指日可待。王希季又根据国际最新动态，马不停蹄进行下一步研究与讨论。

王希季在认真研究国外案例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载人空间实验室是发展空间站之前不可逾越的步骤，认为实验室在发射时已带足物资和设备，中途不能供给；空间站则具备物资补充和设备更换的功能，不仅可供航天员巡访，而且能够长期在内生活和工作。王希季这些创新战略性的建议与设想，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王希季说：在太空这个世界各国争夺的新领域，中国不仅要有一席之地，更要扩大到一片之地。为国家需求，他多次转行，在探空火箭、返回式卫星、载人航天等领域完成了多项首创工作，为祖国航天事业打好了“地基”。王希季用一生的奉献，践行了他的誓言：我愿做太空的铺路石！

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是一位天文与气象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王应伟才华出众、治学严谨。在王大珩读书期间，常带他去观测天文和气象，给他讲述什么是地磁物理，如何使用仪器观测天象。在父亲的影响和谆谆教导之下，王大珩从小便对科学仪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我的自述》中，王大珩曾回忆过父亲引导自己走上科学道路的情景：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时看到筷子半截插入水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少年时代这些科学知识的熏陶，对王大珩后来去国外研究应用光学与光学玻璃，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事业与仪器制造事业影响深远。

王大珩从清华毕业后在英国留学期间，发表的一篇光学设计的论文，创造性提出了用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观点。该文中所阐述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是大孔径小像差光学系统（如显微镜）设计中像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多次被国内外有关著作引用。尽管学业顺利，王大珩为了学习光学仪器的核心材料—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毅然放弃了在读博士学位，成为英国昌司（Chance）玻璃公司的一名物理实验师。

王大珩是在英国最早从事稀土玻璃研究的人员之一，曾获得过专利。在光学玻璃的吸收与脱色研究中，他采用光谱方法研究了氧化铁的化学脱色作用，同时，对不同退火条件下光学玻璃折射率、内应力、光学均匀性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王大珩改进了退火样品折射率微差干涉测量方法，发展了V棱镜精密折射率测定技术，荣获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并制成商品仪器。后来，他在国内又把V棱镜折光仪进一步改进推广，至今仍是许多实验室和工厂的基本测量仪器。

二战结束后，王大珩决定回国，为国家的强盛效力。1948年，他回到上海，后辗转由香港经朝鲜到刚解放不久的大连，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组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依靠自制仪器为全校600余名学生开设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程。

从王大珩在英国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如果他选择的是一条纯粹的科研之路，那么他或将在光学及其他领域内做出许多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但1951年的王大珩，面对着新中国百废待兴，几乎一片空白的光学和应用光学领域，面对着全国几乎没有光学测量设备的现状，他立志要让光学在中国生根，要让国家的国防建设有所依托。从此，从仪器馆到长春光机所，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推动光学事业的发展中。

1951年，王大珩受中国科学院邀聘筹建仪器研制机构。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后改名为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光机所），他被任命为代理馆长、所长。在他的主持领导下，光机所研制出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和以“八大件”为代表的一大批光学精密仪器……王大珩把他在英国学到的技术充分地应用到了光机所的发展中。从各项任务的研制方案到研究所的定位和发展，从管理工作到学术指导，王大珩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王大珩在长春光机所工作了近30年，以其卓越的学术思想和战略眼光，布局研究力量和学科方向，带领长春光机所实实在在地研制了一批开创性的科研成果，填补了中国光学事业的一项项空白，奠定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研究和发展的学科和技术基础。

王大珩还十分重视光学科技人才的培养。仪器馆建成初期，王大珩亲自领导建立了光学设计组，并举办过多期全国光学设计训练班，培养在职科技人员。在这里受过光学设计启蒙教育的人，有不少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光学科学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迎难而上，将光学事业和国防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到光学和国防科技的关系，王大珩形容，光学是“打边鼓”的，简而言之，便是“在试验以前和试验以后，做记录这方面的工作，并使它能够看见”。光学是“两弹一星”的配角，但它作为探测、测量、观察、记录、通讯等手段，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在开展国防光学任务的过程中，王大珩认为研究所应该走“一竿子”的模式。这意味着，研究所除了负责研究设计之外，还要负责精密机械与仪器的制造和生产。“实践证明，这样做使科研与实际结合，既争取了时间，又保证了质量，可以取得又好又快的效果，还锻炼了一支科研与工程技术结合的人才队伍。”王大珩的这一思想，对中科院在内的国内许多工程技术型研究所的办所方针起到了指导作用。这样的做法，对于培养具备较高科学素养的光学领域“大工匠”至关重要。

由于王大珩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工作中所作的贡献，1980年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在中国科学家群体中，王大珩先生和钱学森先生一样，是出大思想、出大主意的人物。学术界中常说，王大珩不仅是一名光学科学家，更是一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因为他为国家提出了太多有深远影响的建议。

20世纪80年代开始，王大珩担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岗位转变后，他更加重视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的工作。众所周知的“863计划”是由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这四位德高望重的学部委员建言而形成的。

建言成立中国工程院，是王大珩的又一历史功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大珩就具有远见地考虑工程技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1992年4月，王大珩与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以及罗沛霖六人联合署名，向中央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王大珩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届主席团成员，在工程院的发展过程中继续倾注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大力倡导加强高等光学和光学工程教育，不仅亲自创办了长春光机学院（今长春理工大学），还扶植建立了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学校的光学仪器专业，为我国光学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专业目录调整，王老亲自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写信，要求增设“光学工程”一级学科，并得到批准。

他还非常重视全民科普教育。为提高大众对光学及其应用的认识，2007年8月，王大珩等四位院士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的建议”，3天后即得到总理批复。这一技术馆在普及光学知识、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等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科院院士陈星旦在《对大珩先生，我心怀感激》一文中写道：“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从不同的层次对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作出贡献。不少科学家，终生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勤奋耕耘，著书立说，发明创造。他们的科学成就，打上了个人的标记，汇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初期，他们是先行者。他们在国家的科学园地中披荆斩棘，给后来者开辟领域，指引道路。他们不一定直接从事耕耘，而是把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融合在他人的科研成果中。”王大珩学识渊博，却平等地与同事们、学生们讨论问题；他既进行科学研究，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又常以远瞻的目光向国家提出重大的科学发展建议；他深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以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超迈的胸襟、务实的精神和儒雅的风度，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光学事业。

王大珩曾经总结了十六个字，即“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传承创新、寻优勇进”。这十六个字，被他定义为科学精神的实质。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这十六个字，希望科学家精神能代代相承。

2010年2月26日，在王大珩95岁生日之际，经多家单位倡议，举行了有多名光学界著名科学家参加的“王大珩学术思想与创新贡献研讨会”。在会上，举办了“王大珩星”的命名仪式。一颗发现于1997年2月15日、编号为17693号的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后被命名为“王大珩星”。2015年7月，王老诞辰100周年之际，王大珩学术与教育思想暨国际光年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光机所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在会上回忆自己与王大珩先生的难忘往事，重温先生卓越的科学功绩与高尚的人格魅力。以此激励和鼓舞新一代青年科技工作者，传承先生的学术与教育思想，为祖国的光学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王大珩的名字深深刻在了“两弹一星”“863计划”“中国工程院”……这些中国科技界里影响深远的事件中。他的科学精神，也将代代传承，光芒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