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16年，陈芳允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5岁时入私塾，自幼就显示出超强的学习能力。升入中学后，他的国语、数学、英语等主要课程成绩优异。初中毕业时作《送秋》一文言志：送秋不送秋无所谓，对一个人来说是秋还是春、夏、冬季都要努力，不能虚度。青少年时期就能确定这样的时间观念非常难能可贵，陈芳允在之后的岁月里极其珍惜时间。父亲陈立信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早年曾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非常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父亲对他说：“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希望你将来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要在社会上立自己的业绩。”这句话深刻影响了陈芳允的人生之路。

1931年，陈芳允考进上海浦东中学高中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5岁的陈芳允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上海学生运动、抵制日货游行、到南京请愿等爱国活动。1934年，陈芳允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因对物理课感兴趣转入物理系学习，并受到吴有训、叶企孙等名师指点。在清华大学期间，陈芳允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他更加坚定了科学救国的理想抱负。1938年，陈芳允在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工作，结识了一生的科学伴侣——同为助教的沈淑敏。1941年，陈芳允抱着为抗日战争作出自己贡献的想法，来到了航空委员会所属的成都无线电厂研究室，研制发明了我国第一架无线电导航仪。1945年，陈芳允赴英国留学进修，在考瑟无线电厂研究室从事有关电视接收机图像质量改进方面的研究，后来转入曼彻斯特工厂雷达研究室，研制英国第一套船上海用雷达，他是团队中唯一的中国人。1948年，陈芳允带着世界第一流的电子工程技术回国，在中央研究院生理生化所工作，研制出生物电子学方面的电子仪器设备。

陈芳允以祖国和民族的振兴为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定航，逐步确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抱负，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述：“学生运动的参与和体会，革命队伍中熏陶，逐渐地立下了志愿，跟着共产党走，为祖国和民族的振兴而工作和贡献一切……如果说在工作中有一点成就，也正是从立志而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科学技术成为当务之急。陈芳允除了继续从事电子学的研究外，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工会主席。1953年陈芳允从上海调到北京负责电子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54年电子所并入钱三强所领导的物理研究所，组建成电子研究室。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陈芳允即对卫星进行了无线电多普勒频率测量，并和天文台的同志一起，计算出了卫星的轨道参数，该方法成为以后我国发射人造卫星所采用的跟踪测轨的主要技术之一。1958年，他转向脉冲技术研究，成功研制出国际领先的毫微秒脉冲取样示波器。1963年，陈芳允与同事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用的多道脉冲分析器，该仪器在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4年，他带领团队又研制出可在飞机上使用的单脉冲体制雷达，该雷达被广泛运用于我国的歼击机之中。

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正式启动，陈芳允担任了卫星测量控制的总体技术负责人，承担地面测量控制设备的研制、台站和中心的建设、轨道计算等方面的艰巨任务。经过他与其他技术人员实地考察，分别在新化、南宁、昆明、海南设立了4个多普勒测量站。解决了卫星测量的3个重要问题：卫星是否进入轨道、卫星轨道是否符合预定要求、卫星在何时到达了什么位置。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地面观测系统很快抓住目标，进行持续跟踪、测量与计算，及时预报了卫星飞经世界各地的时刻。

陈芳允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航天测控发展之路。1970年4月，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后不久便提出发射同步定点通信卫星的计划。陈芳允经过详细调研和计算，提出了用“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来作为通信卫星发射和定点保持时的跟踪、测轨、遥测和遥控，而不必将它们分为独立的系统以完成各自的功能。统一系统大大节省了卫星载荷的体积和重量，特别是星上天线的数目，同时也大大节省了地面设备的规模和投资。该系统对1984年和以后我国通信卫星的发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陈芳允和参加这一工作的科技人员也因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观测卫星在海面上空的情况必须依靠测控船，特别是发射静止通信卫星。1977年，中国建造了“远望号”航天远洋测量船，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4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由于船上多种测量、通信设备，各种设备间电磁干扰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陈芳允利用频率分配的方法，解决了测量船上众多设备之间的电磁兼容这一重大技术难题。

陈芳允始终以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都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科学技术应该怎样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陈芳允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科学意识驱使他有了向中央领导提建议的想法。1986年3月，陈芳允与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联合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封信得到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并亲自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经过广泛、全面和极为严格的科学和技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它的实施为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基础。1997年，耄耋之年的陈芳允与当年的其他3位院士一起提出了中国月球探测技术发展的建议，该建议促成了嫦娥计划的产生与发展。1999年陈芳允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建设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对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安全、维护国防安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军方GPS（全球定位系统）开始投入使用，并长期占据垄断地位。为了打破受制于人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陈芳允开始致力于研制我国自己的“GPS”。1983年，陈芳允等科学家提出，利用2颗同步定点卫星进行定位导航的设想，只用2颗卫星即可完成基本定位功能，这是根据我国自己的需求和当时经济实力确定的。该系统后来被称为“双星定位系统”。1989年，利用我国的2颗通信卫星进行了成功的演示试验，这为后来“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2000年10月，随着2颗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四十京兆一技人，爱研求实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 这是陈芳允对自己的自勉自谦；“一是要爱国、二是要努力工作、三是要淡泊名利”这是陈芳允对家人提出的要求；“爱国、勤勉、谦逊、严谨、博学、担当、重教、见识超前”这是同事们对陈芳允的评价。陈芳允于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陈芳允恪守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体现出严谨创新的科学风格、勤勉奉献的高尚人格和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

生活至简，祖国至上。陈芳允对待工作是高标准，而对待生活却是低标准。直到病逝前，家里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就连褪色的布窗帘也舍不得换。他每次出差乘飞机都坐经济舱，到宾馆也只住标准间，不住套间。但经常帮助经济困难的同事、资助年轻人参加考试和出国深造，为家乡的母校设立学生奖励基金；当得知清华大学1名学生需要帮助时，他捐助了1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陈芳允儿子陈晓东的记忆里，父母像这样的捐款数目不少，“我父母一生清贫，赚的钱都在他们在世的时候捐给有需要的人了，我们后辈的生活都是靠自己打拼的”。

陈芳允对于自己时间的管理极其严格，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科研上。为了节省时间，他甚至学会给自己理发，他认为理发是极浪费时间的行为，不是理发师在等待客人，就是客人在等待理发师，这中间浪费的时间都是极其可惜的。他不穿带拉链的衣服，因为曾经修拉链花了时间；他拒绝换到更大的房子，因为嫌搬家浪费时间；逢年过节，他也大多选择去图书馆。

陈芳允一生“竭诚为国兴”，晚年一直忙于小卫星（即北斗卫星）的研究，直到病危住院，在病房里还依然坚持作研究。2001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国际永久编号为10929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陈芳允星”。河汉目纵横，北斗横复直。仰望苍穹，“陈芳允星”与北斗卫星交相辉映，引领、激励着新时代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1923年，陈能宽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青少年岁月正逢民族危亡之时，心中便早早埋下“知识报国”的宏愿。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这位热血少年废寝忘食地学习，以最高分考取雅礼中学，1942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1946年毕业后，他积极的为祖国的发展与振兴寻找出路，次年，他考上了由政府资助的自费留学，远赴美国耶鲁大学。

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陈能宽便获得了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冶金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想要报效祖国之际，因抗美援朝被迫滞留美国，拳拳爱国之心只能暂时埋在心中。在美国工作的几年间，陈能宽在金属物理领域的研究突飞猛进，他与合作者开创性的发现打消了材料学界对位错理论的质疑，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1948年，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在美的陈能宽也时刻关注国内局势。陈能宽与同门师兄颜鸣皋组织材料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留美科协金属小组”，积极响应新中国号召，一边组织学术活动，一边参与到协助留学生回国的工作中。

此时的世界正笼罩在冷战阴云之下，“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美国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自然科学、工程学、医科等学科的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并通过“硬软”两手政策操控：一方面向有意愿回国的留学生出示禁归令，另一方面，调整相关政策使一部分留学生可以长期在美国居留、工作。

这期间，参与过留美科协活动的学生相继被传讯、搜查、羁押，当时已经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陈能宽不仅通过书信与李恒德、师昌绪、张兴钤等商量回国策略，还多次带家人参加聚会，共同商讨回国大计。

在美科学家的归国筹备活动引起了美国当局的注意，1952年底移民局在搜查李恒德家的时候发现了陈能宽的书信，并由此开始侦查、刺探陈能宽和家人的行踪。

为了“曲线回国”，陈能宽还试图通过英国大学聘任的机会绕道回国，但在离美的关键当口，移民局拒绝了他的离境申请，并以他曾是留美科协组织者、订阅中文报纸等理由控告他危害美国安全。

为了防止被羁押，陈能宽与移民局打了半年官司。1954年，陈能宽与移民局的官司胜诉，之后收到了移民局发放的永久居留证。这时的陈能宽已经担任西屋电气公司研究实验室的工程师，在美国有了一定事业基础，妻子和几个孩子也在他身边，但陈能宽对美国政府的拙劣手段感到十分愤慨，他归国的信念并未动摇。

陈能宽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这样说，“我和我的爱人都是中国人。我们出国求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学成归国，而绝不是想永远侨居美国的。”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留学生回国问题是中美磋商的议题之一。在新中国代表团的严正交涉下，美国政府撤销了对部分留学生的禁归令。陈能宽一家终于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经香港返回祖国。

回国后的陈能宽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继续做金属物理方面的研究，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盯住了金属单晶体的工业应用方向，不断扩大实验规模。

1960年5月，李觉将军找陈能宽谈话，称“国家要研制一种‘新产品’”想让陈能宽负责“爆轰物理方面的研究”。陈能宽理解了这个“新产品”是原子弹，就问：“我是搞金属物理的，搞过单晶体，可是从来没有搞过原子弹。是不是调错人了？”在场的朱光亚、钱三强等人说，中国人谁也没有研制过原子弹。

“以战止战，以核抑核”，新中国发展核武器势在必行。陈能宽接受了这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国防事业，他决定从头学起，全力投入到这一全新的科学领域。

随后陈能宽调入了北京九所，任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他开始接触雷管和炸药，从“实验研究途径”来解决核武器最为关键的爆轰设计。

“爆炸”与“爆轰”跨越了科学发展的两个时代，当时中国在爆轰物理学方面的积累几乎是空白，陈能宽为此“啃了”大量俄文、英文版本的理论书籍和期刊。他还向同事们推荐这些文献，并倡导大家广泛查阅资料并组织研讨，严谨的学术作风为他们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工作程序上，陈能宽与同事们摸索，形成了“分头调研有设想—执行中间有目标—完成之后有总结”的“三部曲”式工作步骤，将理论、实践与反思相结合，行之有效地推进了工作。这套方法被工作组一直沿用，也培养了大批青年骨干。

“核爆轰实验”进入实战阶段后，陈能宽与同事们更是面临重重困难。实验条件简陋、铀等原料奇缺、经费不足，却要测试最尖端的爆轰技术。

陈能宽不能像美国同行那样在一次次实验中从容地获得数据，而是依靠他在金属物理、材料学等方面的学术功底，创造性地发明了“冷实验”的方法，从概念、理论入手，用简单、安全的实验代替复杂、危险的实验，借助材料科学相似性原理，从钢材料、单个原件开始实验，逐渐到合金、组合件。

在攻关原子弹最关键的技术之一——聚焦元件的研制中，陈能宽选择了难度更大但应用更广的路径。他与刚刚分配到研究室的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刘文翰，用一台手摇计算机，边摇、边记、边修正，推导出公式，再利用实验数据反算，设计出元件后再拿到工地实验、修正。经过十几次设计论证，陈能宽团队设计出的原子弹起爆元件被正式应用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1963年12月缩比冷实验爆炸成功，验证了原子弹理论设计。1964年6月首次实物全尺寸爆轰试验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掌握了核裂变武器研制技术。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获悉核聚变武器的密码。

2016年5月27日12时，陈老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这一生为国做事，壮志雄心，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发展等领域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陈能宽慷慨赋词《清平乐·记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

东方巨响，大漠天苍朗。

云似蘑菇腾地长，人伴春雷鼓掌。

欢呼成果崔巍，称扬举国雄飞。

纸虎而今去矣，神州日月增辉。

词调高亢，慷慨激昂，句句彰显新中国自立自强、傲然于东方的气概。

陈能宽等老一辈科学家，以“为国做事”为使命与光荣，在几乎零基础的事业中迎难而上。他们严谨求实、甘于奉献、协同攻关，带出了有科研能力、有战斗力的队伍。他们的功绩树立起“两弹一星”事业的一座座丰碑，他们身上闪耀着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熠熠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