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13年10月16日，钱三强在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世家中出生，他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

钱三强本名秉穹，意为“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中学时，他喜欢打篮球，因在篮球队中年龄排行第三且成绩出色而被赠绰号“三强”。钱玄同得知后，认为“三强”两字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寓意“品德强、身体强、学识强”，于是从1926年起，“三强”便成为了他的新名字。

1932年，钱三强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自此与物理学结缘。钱玄同对儿子的科学志向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手书“从牛到爱”，希望他能发扬属牛的那股“牛劲”，以牛顿和爱因斯坦为榜样，在科学道路上不断进取。

从收到父亲的期许起，“从牛到爱”就成为了钱三强的座右铭，时时刻刻鞭策着他，成为他终生行事的准则，也预示着他的人生发展轨迹：“铆足牛劲”刻苦钻研，“勇执牛耳”舍我其谁，甘当为民服务的“孺子牛”、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的“拓荒牛”、朴实无华的“老黄牛”。

甚至在他逝世后，其后人还将这四个字刻写在了钱三强的墓碑上。

1937年，当卢沟桥的炮声响彻华夏，钱三强以公费留学生的身份，带着满腔的报国之志，远赴欧洲求学。望着渐渐远去的家乡，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在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钱三强有幸成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弟子，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1946年，他与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结为连理。这对核物理学界的伉俪在难以计数的裂变径迹中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

此前国际上一直认为，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为两个碎片。这个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为二战后物理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成就。西方媒体将他们称作“中国的居里夫妇”，法国科学院将用以奖励科学领域杰出工作的亨利·德帕维尔物理学奖学金授予了钱、何二人。

1947年，年仅34岁的钱三强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最年轻的研究导师之一。那时，所有人都认定钱三强夫妇将会留在欧洲从事科学研究，但强烈的科学救国信念促使他们毅然回国，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面对外界的疑惑，钱三强回答道：“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他深知，正因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1948年5月，钱三强夫妇抱着刚半岁的女儿，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开始了他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奋斗的历程。

归国后，钱三强将很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学组织中。1950年，他主持成立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吸纳了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赵忠尧、杨承宗等一批有造诣、有理想的原子能科学家。短短数年时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就由初创时的十来个人，增加到1956年时的638人，成为中国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核心力量。

1955年，钱三强代表中国与苏联签订了发展原子能的协定，确立了“一堆一器”（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项目，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硬件基础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在钱三强的领导下，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于1958年在北京房山坨里顺利落成，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原子能时代，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国防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1955年，钱三强带领40余名科技人员赴莫斯科实习。这些人回国后，都成为了原子能研究院的技术骨干。钱三强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核科学技术人才，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1959年，在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步入正轨时，苏联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的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中国决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钱三强临危受命，担任中国核弹研究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同时还肩负起了向核武器研制关键岗位输送人才的使命。

在他的推荐下，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奔赴荒漠，负责原子弹理论设计，从此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8年；他推荐自己的“左膀右臂”王淦昌、彭桓武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学术带头人，他们的誓言“我愿以身许国！”和“国家需要我，我去！”至今仍激励着无数科研人员；他邀请核物理学家王承书三次转行，从零开始，王承书三次坚定的回答都是：“我愿意！”；年仅35岁的朱光亚被他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并成长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吴征铠、程开甲、王方定等人，在钱三强的指派下，分别承担了关键技术攻关和组织工作，为我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还有许多重量级科学家——郭永怀、于敏、周光召、黄祖洽、陈能宽、吕敏、陆祖荫、忻贤杰、胡仁宇、林传骝……他们那段人生转折性的经历，几乎都与钱三强有关。在被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的爆炸成功，震惊了世界。钱三强在完成自己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带领团队继续开展学术讨论和科研攻关。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爆炸成功后，钱三强就被西方媒体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然而当消息传到钱三强耳中，他却表示自己绝对不接受这种说法：“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总喜欢用什么什么‘之父’这些词汇，我们中国人那是讲集体主义的，默默无闻更好。”

钱三强常自比“卵石”“沙粒”，他表示：“中国原子弹研制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相比于一些名头，他更愿意铺垫在千军万马去夺取胜利的征途上。他说，这是他的荣幸。

1992年6月28日，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奉献了一生的钱三强与世长辞，享年79岁。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钱三强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让我们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致敬，他的科学之光将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1922年9月3日，姚桐斌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黄土塘镇小街北面的一座小房子里。他自幼家境贫寒，求学之路异常坎坷艰辛。童年依靠父兄小本生意的收入上完小学，因成绩优异、兄长支持以及小学校长数次劝说，才征得父亲同意继续上学。中学时期，即便贫穷拮据、重病辍学、父亲反对、战乱频繁、各地辗转，他的求学之志从未减过分毫。1941年高中毕业，姚桐斌凭借出色的成绩，同时被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等7所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现为西南交通大学）矿冶系就读。大学期间，姚桐斌便展露了远大抱负和家国情怀，他勤学苦读、刻苦钻研、孜孜以求，“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西南交通大学这十六字校训，成为流淌在姚桐斌血液中的优秀品质。四年后，“老是穿一件薄薄的灰色土布棉衣”的姚桐斌，以总评成绩第一名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此时，他仍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为出国留学做准备。他看中了地处工业革命故乡英国的伯明翰大学，下定决心要用学到的科学技术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

1946年，姚桐斌拿到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公费留学名额，并于次年10月，来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此时的英国正从二战阴影中加速复原，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活动异常活跃。伯明翰大学自然环境优美、校风严谨、师资雄厚、学术氛围浓郁，在这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姚桐斌沉浸在工业冶金研究中，潜心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方法。1951年12月，他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工业冶金学博士学位。姚桐斌原本计划，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刻回国，但组织安排他到伦敦帝国学院继续深造。在伦敦帝国学院，姚桐斌对铝—硅合金的热裂性能开展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并于1953年获得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校冶金系文凭。

姚桐斌一直都深爱着自己的祖国。留学期间，他日夜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变化，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满腔热忱为祖国奔走宣传，被称为新中国“红色信使”。1953年，姚桐斌的爱国活动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被要求限期离开英国。这对于归国心切的姚桐斌来说是莫大的机会，但他再次服从了组织安排，继续留在国外工作。此时，姚桐斌得到了世界著名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的赏识，并到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开展金属粘性及流动性研究。在这期间，姚桐斌任研究员兼助理教授，他学识渊博、见解独特、学术成果突出，在当时已有名气。即便如此，姚桐斌也从未动摇过归国之心，毅然坚持回国。1956年9月，他在瑞士伯尔尼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一位在国外入党的“两弹一星”元勋。1957年，他再次提交了归国申请，并得到了组织同意。姚桐斌无比兴奋，这次他终于可以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了。

多年后，姚桐斌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被外国冶金专家问及回国的原因，他坦然回答：“我是中国人，当年出国就是为了现在回国。现在中国还比较落后，但将来中国一定会强盛起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根据国防建设需要，决定实施“两弹一星”工程，并于1956年10月8日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8年1月26日，回国后的姚桐斌，拒绝了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抛出的橄榄枝，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到第五研究院工作，心甘情愿在航天系统担起了设计部门的配角。姚桐斌任七〇三所所长时，经常对所里的同志强调：要“为设计服务”，要“甘当配角”，“我回来不是为了名誉和地位，而是为了将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建设。我愿意在基层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并时常用《苏三起解》中梅兰芳和肖长华互相成就博得满堂彩的故事勉励身边的人。姚桐斌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材料在国防尖端武器，特别是导弹、原子弹研制中具有“先行”地位，以当时的工业水平，导弹材料的研制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姚桐斌跑遍了国内材料研究单位和生产企业，一项项落实材料生产，跑遍了图书馆和书店，一页页收集文献资料。他分秒必争、孜孜不倦，为我国航天材料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姚桐斌远见卓识地提出了“抓两头，带中间”的航天材料研制新思路，指出我国的工业基础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而应该由既靠近设计部门，又靠近材料研究和生产部门的火箭材料研究单位发挥桥梁作用，开展材料应用研究。基于这一创新思路，我国召开了全国高温测试会议以及影响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两次历史性会议——防热材料全国大协作攻关会议（“三二一会议”）、国家金属材料规划会议（“八一七会议”）。这些会议的召开，开启了全国协同研制航天新型材料的新局面，促进了我国冶金、化工、建材等工业技术和材料科学的发展，锻造了我国在航天材料及工艺上的自力更生能力。

姚桐斌曾经立下铮铮誓言，“只要能把我国的航天事业搞上去，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同志们，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正是在这样的赤诚报国之心驱使下，1960年到1964年间，姚桐斌带领七〇三所一共开展了500多项课题研究，彻底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由他主持提出的预先研究课题，大部分都应用在了火箭发射、卫星上天事业上，成就了中国航天的传奇。

研究工作就是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树立和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工作作风和办事程序。当时七〇三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都是刚毕业的新人，缺乏将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的能力。为了提升科研人员的研究能力，姚桐斌百忙之中形成了两万五千字的文章《研究工作方法》，对科研工作的阶段和程序、研究课题的提出及技术要求确定、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及总结、科研报告的语言风格等开展研究的科学方法进行了极为翔实的阐述。钱学森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对整个导弹研究院的科研工作有重大指导作用。人如其文，《研究工作方法》行文中闪烁的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严谨审慎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正是姚桐斌深厚的科学素养和纯粹的科学精神的真实写照。时至今日，《研究工作方法》仍然是导弹研究院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每一位新来到七〇三所的科研人员的必读文章。在姚桐斌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接力托起航天梦。

1985年因在“液体地地战略武器及运载火箭”研究中的卓越贡献，姚桐斌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同年，又因“高温热物理性能测试基地的建立与发展”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2年，姚桐斌故居被江苏省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成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会有众多游客前来瞻仰，大量青少年前来接受精神洗礼。姚桐斌一生坚守报效祖国的初心，毕生践行为国奉献的使命，用自己的生命，点燃了我国航天事业的点点火光，他的精神，将被永远铭记和流传。

1945年，郭永怀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对跨声速理论与黏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为突破“声障”实现超音速飞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也因此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成为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院的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郭永怀激动万分，恨不得立马就飞回祖国母亲的怀抱。

1955年7月，郭永怀被聘为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受聘时他就明确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离开”，“中国是我的祖国，想走的时候就要走”。

机会终于出现了。1955年8月，中美继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后，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彼时，让他加入美国国籍的来信不止。当他执意回国时，美国则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给他设置重重障碍，许多朋友也劝他不要放弃大好前程。

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归国的决心。1956年，郭永怀在回国前举行了一次野餐会，聚会上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将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的所有研究成果和资料付之一炬。

妻子李佩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但她明白，这是为了避免被美国政府找麻烦。郭永怀安慰她：没关系，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1956年国庆前夕，郭永怀携妻女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

这一天，他们已经等了太久。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郭永怀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焦急地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之后，郭永怀便全力投入到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研究与国防科研上，并承担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等职务。

谈及自己的归国初衷，郭永怀说：“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辱。”

郭永怀长期主持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与钱伟长一起创办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1958年，郭永怀参与创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不可或缺的尖端科技人才。

他的学生、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戴世强一直记得1962年第一次见到郭永怀时的情景。当时，郭永怀对他的两个研究生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戴世强说，郭永怀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作为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在中科院力学所，在中科大，在九所，到处可以看到他的“铺路石子”精神结出的硕果。

凭借着精深的理论知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决心，郭永怀在我国卫星、导弹和原子弹技术方面均作出重大贡献：在卫星技术方面，他做了很多关于回收技术的前期开创性工作，对我国卫星、飞船安全再入大气层顺利回收作出贡献；在导弹方面，他作为超小型地空导弹技术负责人，研究了导弹飞行过程中空气离解、气动加热及导弹头烧蚀等物理现象；在原子弹方面，他负责我国原子弹工程的总体设计、引爆方式和核航弹的轻型化工作，为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9年，苏联撤走所有专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60年3月的一天，钱三强找到郭永怀，请他参加国家的一项绝密任务。从此，郭永怀和中国原子弹联系到了一起。之后，郭永怀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

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郭永怀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致力于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研究，加速建立相关实验室，组织开展一系列前期试验。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郭永怀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瀑法为主攻研究方向”的思路。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此后，我国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一直沿用这一方案。

1963年，核武器研制的技术骨干人员陆续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那里气象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摄氏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

恶劣的条件下，郭永怀却有一个特殊的习惯——睡觉时不让警卫员铺褥子，他说：“睡在铁床上，一翻身就会硌着疼醒了，这样就不至于让自己睡过头，就能起来继续工作了。”

他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彻夜不眠。1964年10月16日下午，罗布泊一声巨响，中国第—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当所有人都欢呼雀跃时，郭永怀因为疲劳过度晕倒在了实验现场。

4年后，郭永怀再次来到罗布泊实验基地，准备我国第一颗热核武器的实验。12月5日凌晨,郭永怀带着第二代导弹核武器的一份绝密资料，匆匆乘飞机从青海基地赶往北京，飞机不幸坠毁。找到遗体时，在场的人失声痛哭：郭永怀与警卫员小牟紧紧地抱在一起，费了很大力气将他们分开后，那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就夹在俩人中间，数据资料完好无损。

郭永怀牺牲22天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试爆，氢弹的武器化得以实现。他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为祖国尽忠的大孝。

斯人已逝，事迹不灭，精神长存。多年来，郭永怀的故事逐渐为人们所熟知，郭永怀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