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留英期间，闫傲霜的爱人曾两次申请到英国探望她，但都被拒签了。因为当时英国移民法有个古怪的规定：如果男方在英国读书，女方要来陪读，来多久都不加限制；而如果女方在英国读书，男方只能探亲，且极易被怀疑有不归倾向。面对这种歧视性的法律，闫傲霜思索再三，最终决定：起诉签证官。

案件在英国开庭，闫傲霜作为她爱人的代理人，闫傲霜导师的儿子作为律师，英国移民局派出一名官员作为签证官的代理人，连同法官共四人。在法庭上，闫傲霜质疑这个号称“尊重女性、女王至上”的国家竟然制定了如此男女不平等的移民法。这起官司耗时一年半，其中甘苦自不必多说。最终，闫傲霜赢了这场国际官司。

1994年4月，她的爱人来到英国。让她没有想到的是：5个月之后，英国的移民法修改了，在留学生陪读的问题上，实现了男女平等。很多朋友都说是因为她赢了这场国际官司才迫使英国修改法律，但闫傲霜谦虚地说：“不能说英国的移民法修改是我个人的贡献，但我的诉讼一定对它的修改有推动。”

1995年1月4日，闫傲霜顺利地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结束了两年零九个月的留学生活。1月6日，她同爱人一起告别曼彻斯特，登机回国。

“答辩完就回国，其实也是赌口气，当时的居留证还有3个月才到期呢！ ”闫傲霜说，“我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不是为移民才来英国的。”

让闫傲霜没想到的是，她的这场官司竟然在国内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回国多年后，她到外地参加一个科技展，一个展位的工作人员一眼就认出了她，说知道她打官司的故事。还有一次，她到北京归国人员创业基地调研，很多年轻的海归们说，她的这场官司，为他们争取到些许平等待遇。

1994年，美国、加拿大医药管理部门从中国进口的棉质医疗用品中发现一种因其独特的耐火性而被命名为“火丝菌”的霉菌。这种细菌对常规的灭菌方法，特别是环氧乙烷灭菌的抗性很强，数亿美元的产品被收回销毁，行业十分震惊，紧急研究对策。

当时闫傲霜正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十分关注此事。1994年9月，在土耳其召开的国际辐射加工大会上，有人提问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时，一位国际知名的加拿大专家说：“为什么非要从中国进口棉花呢？”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从那一刻起我便下决心回国，早日攻克这个难关！导师也鼓励我说，原棉产地在中国，问题似乎出在中国，因此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解决。”

1995年3月，博士毕业刚刚回国的闫傲霜便以“火丝菌的辐射抗力及受其污染的棉制医疗用品灭菌工艺研究”为题，申报了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经过层层筛选，闫傲霜顺利入选并获得了17万元的科研经费支持。

尽管对国内科研条件差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面对单位简陋的工作条件，闫傲霜不得不重新调整工作安排：从建实验室开始！她和助手从购置烧杯到改造实验台，白手起家建立起简单实用的实验室。经费不足、实验条件艰苦，都丝毫不能动摇她的追求，她们紧缩每一项开支，到处求人帮助，无偿为企业提供技术指导以换取实验用的样品……

通过大量的调研检测，闫傲霜用实验数据证实：火丝菌的污染源不是生产过程而是在原棉产地，并推测出不论原棉产地是否在中国，都可能有火丝菌的污染问题。一年后这个推测得到国外专家的证实，减少了国际上对中国棉质医疗用品的歧视。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新的难题不断出现，有时科研会陷入僵局。一次又一次的实验，查资料，找专家，苦苦寻觅着……经过艰苦的探索、大量的实验、反复的对比，闫傲霜和她的团队终于成功地建立起了一整套经实验证明准确性高、重复性好、便于操作的测试方法，成功地在国际上第一个发表了完整的火丝菌辐射抗力测量结果，并证实火丝菌污染问题可以通过正常辐射灭菌方法解决。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保证了中国原棉以及棉质医疗用品的顺利出口，同时发表的论文被国际标准组织作为修改国际标准时的参考文献，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荣誉。2002年，闫傲霜的这项科技成果被评为北京市科技二等奖。

“我本来申报的是三等奖，专家们却评为二等奖，惊喜之余我被深深感动，也颇感欣慰。总算为国家争了口气。”

“导师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很尊敬并崇拜我的导师，并以曾是他的学生感到自豪，而今天，我的导师却以有我这样的学生而骄傲。我对导师无以为报，能让导师感到骄傲可能是我对导师惟一的报答方式。”

闫傲霜说:“我特别要感谢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记得刚到英国时，导师没有马上让我投入实验，只给我开了一个很长的论文名录。我前8个月都是在读论文。然后，他又选出十多篇最经典的，已经成为原理和形成了某项国际标准的试验论文，亲自带着我一篇一篇地读。他引导我用批评的眼光来看这些最经典的文章，不断地启发我:你怎么看?这些论据可靠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他教会我在学术问题上敢于质疑，而绝不是盲目地赞同或否定，要在完全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更为确切的论据。我的博士研究工作就是从最权威的论文中发现问题，提出质疑，利用新的实验方法解决技术上的偏差。”

在英国留学时，闫傲霜曾参与了医疗用品辐射灭菌国际标准的制定。回国前除了继续科研工作，闫傲霜的第一个心愿就是，早一天把国际标准引入国内，让我国的辐射灭菌尽快与国际接轨。几经周折，闫傲霜找到了主管部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下属的全国消毒技术与设备标准化委员会，毛遂自荐之后，受到了委员会的热情欢迎，当即被吸收参加辐射灭菌国际标准的迻译。

“经我修改的那份翻译资料，委员会竟然全部接受了，并决定由我主持国家标准的制定。”1999年，年仅36岁、职称还是副研究员的闫傲霜被国家技术监督局聘为该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政府部门和老一辈专家能够对我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留学生如此信任，让我感动不已。”闫傲霜说。通过大量的工作，2000年底，新的医疗用品辐射灭菌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了。

回国时，闫傲霜还有一个心愿：希望经过五到十年的努力，能代表国家去参加国际标准组织——医疗用品灭菌工作委员会（ISO/TC198）的工作。ISO/TC198成立于1990年，中国是其中有投票资格的完全成员国，过去从未派代表出席过该委员会的任何会议，中国在消毒灭菌标准方面的要求和水平不能有效表达。1997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决定派闫傲霜作为中国专家代表，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ISO/TC198年会。当时与会的各国专家对第一位中国代表的到来，表示了非常热情的欢迎。

“我在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在医疗用品灭菌标准方面的观点与意见，得到了大家的称赞。这次会议上，我见到了代表英国参加会议的导师，他说能见到我代表中国参加会议非常高兴，并为我感到骄傲。回国后，导师又专门从英国发来一封信，再次表示他的骄傲之情。”

1999年，闫傲霜又应邀作为海外主席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国际辐射加工大会，成为该系列会议二十几年来最年轻，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性主席。

“作为中国专家参加行业中最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为祖国赢得荣誉，是我人生的骄傲和自豪。那个时刻，我感到经历的一切坎坷都使成功变得更加幸福。”

2001年到2003年，闫傲霜先后担任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业务处处长、副院长。2003年至2009年在北京市丰台区和西城区担任近6年的副区长职务后，2009年又回到科技管理岗位上。2009年3月26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任命闫傲霜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业界专家认为，作为科技含量较高的部门，更加注重知识化、专业化，特别是一些对领导任命的要求，逐渐向有着良好专业背景方面转化。闫傲霜说“无论是自己搞科学研究、领导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工作，还是从事民主党派、人大代表工作，都要感谢‘物理式思维’：微观到粒子，宏观到宇宙，在巨大的空间变换中，让一个人能收能放——放，可以宽阔到宇宙；收，又可以钻研到最细微的程度。”

作为一名高学历官员，闫傲霜的严谨和朴实是出了名的。给外界的印象是，“讲话的逻辑性特别强，有自己的独到的观点”，无论有没有讲稿，闫傲霜的讲话思路都是非常清晰。而且，她的讲话一般都很简短，不爱长篇大论，做起事来也是非常干练。“有思路、敢说话、敢负责任”；“很低调，很务实，很高效”。

2009年以来，闫傲霜在担任科委主任期间提出了从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的工作思路，同步推进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政策创新，探索出具有首都特色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北京模式”；全力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北京市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绩。

闫傲霜还作为市长指定联系人，负责北京申报“设计之都”的组织工作，2012年5月7日，北京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2013年2015年连续成功举办创意城市北京峰会，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的高度评价。

“2014年，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北京‘四个中心’战略定位，我提出了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要担当好科技创新引领者、高端经济增长极、创新人才首选地、文化创新先行区和生态建设示范城的‘五种责任’的工作理念”。

这个理念于2016年9月被正式写入《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我们全面谋划了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远、中、近期设计图，明确提出了‘三城一区’建设重点任务，并制定了实施到2020年重点任务方案的施工图。”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北京，充分肯定北京科技工作并强调：北京发展动力要转变、发展模式要创新、发展水平要提升，最大的优势就在科技和人才。“做科委主任的最大获得感就是为北京的科技创新尽了力、为北京的科学家和科技企业成长搭了台，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比我一个人当科学家贡献更大、价值更高，科技强国的梦就是我的梦。”

回国三年后，闫傲霜当选北京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从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开始，闫傲霜每年都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建议。她还应邀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多个法律制修订工作，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为人大制度建设贡献了力量。

2003年底，闫傲霜被任命为北京市丰台区政府副区长。从领导科研项目转向从政理政，虽然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变了，可她多年养成的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思维模式没有变。留学和科研的经历赋予了闫傲霜坦诚相见、注重实效的行事风格。同年，闫傲霜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后，闫傲霜又相继担任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和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10年2月，闫傲霜加入中国致公党，推动北京市与科技部、致公党中央共同建设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她提出充分利用首都资源以现代服务业引领现代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2012年6月，闫傲霜当选为致公党北京市委副主委。从科学家到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民主党派领导，闫傲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任丰台区副区长期间，闫傲霜推动创建“药品放心区”，倡导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共筑爱巢”活动，并创造出以责任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特点的“片儿医”服务模式，受到百姓广泛欢迎，创造的多项工作经验在全国推广。在任西城区副区长后，她出色地组织完成了2008年西城区奥运场馆运行、文化活动、宗教场所开放等重要保障工作。任市科委主任以来，坚持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提出北京科技工作的“三个转变”即：从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从单个产品攻关向支撑全产业链转变、从关注项目向关注人才团队与项目结合转变；同步推进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政策创新，探索出具有首都特色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北京模式”；全力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国务院已将中关村先行先试一系列政策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为国家层面创新驱动发展积累了成功经验；作为市长指定联系人，全力做好申报“设计之都”的组织工作，2012年5月7日，北京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2013年成功举办创意城市北京峰会，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的高度评价。2014年，提出了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要担当好科技创新引领者、高端经济增长极、创新创业首选地、文化创新先行区和生态建设示范城的“五种责任”的工作理念；组织制定并报请市政府发布实施《北京技术创新行动计划（2014-2017年）》；推动北京市与科技部、环保部联合实施“首都蓝天行动”；提出以京津冀协同创新推动协同发展的建议……

作为学者出身的政府官员，闫傲霜把勤于思考的研究精神与政府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2012年以来，撰写了《改革创新需要勇气和智慧》、《协同创新，政府要主动作为》、《中关村是一种文化》等23篇文章，分别署名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上。这些文章既是她理论学习成果的深化，又是结合北京科技创新实际形成的战略思考和工作成果，更成为她和社会各界交流认识、理解科技创新，凝聚共识的途径。

“十几年的从政经历让我深知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肩上的责任是国家事业赋予的，对人民的深情是工作生活中培养产生的。不论在什么岗位、从事哪项工作，只有永远把个人的成长与祖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对祖国、对人民满腔热血、无限忠诚，才能不负重托。”闫傲霜说，“只有胸怀人民，才能正确对待官位。如果不能在官位上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那就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为官一任时间有长有短，但工作结果对百姓利益的影响可能是永远的。作为政府官员，真的要为百姓想得多一些，细一些，感情投入重一些。只有将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才能在思想深处真正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才能真诚坦然地面对难题，敢于处理矛盾，敢于担当责任，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把政策落实到基层工作中，让百姓感受到党的好政策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实惠。”

正是因为这种为国为民的宽阔情怀，闫傲霜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受到了社会的尊重。

看起来，技术的革新是快速的。实际上，这背后是个漫长的故事。碍于我国汽车工业起步较晚，核心技术被跨国公司主导，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车企一直扮演的是跟随与陪跑的角色。

面对问题，欧阳明高是有预见性的。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就开始研究车用发动机，199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欧阳明高进入清华大学做博士后，彼时，他研究的发动机高压喷射技术走在国际前沿。

20世纪90年代末，欧阳明高意识到，国际兴起了氢能燃料电池技术的趋势，他看好燃料电池客车技术。然而，早期燃料电池客车采用的是纯燃料电池动力系统，使用时间短、投入成本高，难以走向市场。

欧阳明高的兴趣并不在于想象未来，而是真实地探索未来，他期待的是一种更有挑战性的人生，渴望的是“能真正研发出一些产品，切实地改变人类的生活”。为此，他甘愿做一滴水，重新投入到科技的蓝海里。

怀着一种巨大的内心期盼，欧阳明高投身到了氢能燃料电池电动客车领域，在一片几乎空白的市场中探索。“2001年，国家设立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的时候，由我牵头做燃料电池电动城市客车研发。我的团队刚进入这一行首先是突破燃料电池与储能电池的混合动力系统技术，后来慢慢做燃料电池发动机技术，之后又继续研发燃料电池电堆技术，而后聚焦燃料电池膜电极技术和电解水制氢技术。”

成功攻克商用车氢能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后，欧阳明高洞悉到锂离子电池技术革新所孕育的纯电动轿车市场潜力，联合了相关专家向国家提出了汽车行业纯电驱动技术转型战略的建议。

科技的创新不是靠着一腔热情就能完成，其中，需要一点运气，更需要一些助力。2003年，欧阳明高成为全国政协常委后，他不吝于在一切场合为电动汽车呼吁，曾先后9次向中央高层提出新能源的发展建言，在当时的北戴河会议他和有关专家一起，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相关情况。

2012年科技部“十二五”《电动汽车科技发展规划》中，正式提出确立“纯电驱动”技术转型战略，自此，中国汽车工业向纯电动技术路线迈进。

要做事，就回避不了争议和质疑。传统汽车强国与大型企业通常倾向于先以混合动力为过渡，逐步迈向纯电技术，而非直接挑战内燃机的统治地位，抑或是跳跃式进入氢能燃料电池的新纪元。2016年至2020年期间，行业发生了多次关于新能源战略和技术路线的讨论，聚焦点是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技术路线之争，这样关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和战略方向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2021年，我还在社交媒体上被骂上了热搜。我提议北京市政府出台燃油车的退出时间表。不是立刻禁售，但是要有一个燃油车退出的目标时间。上了热搜，很多人说我有多少公司，都是为公司做广告，说我满嘴主义满肚子生意。这之前，就更数不过来有多少这种声音。”实际上，欧阳明高形容自己“既不是老板，也没有公司，甚至算不上一个创业者。”

对于怀疑、误解，欧阳明高从未对抗，也不曾想过作出回应。“最好的回应就是把要做的事干好、做成。”

相比之下，更牵动欧阳明高思考的是汽车领域创新产品迈入市场所面对的种种难关。拿到入场券并非欧阳明高的初衷，“换道超车”才是最终目的。“我们团队近些年从电池安全研究到安全电池开发，尤其是近年来全固态电池成为全球技术焦点，我发起成立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全力应对电池领域的颠覆性技术，保障我国电池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一切尚未达到终点。足够细心的人会发现，这些年来，欧阳明高的团队名称换了又换。从发动机控制到汽车动力系统，现在称为新能源动力系统。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从推动新能源汽车革命已经到了推动新能源绿色氢能-电池储能-智慧能源的全方位协调发展，并先后在混合动力与电控系统、氢能与燃料电池系统、动力电池与储能系统、电动汽车智慧能源与车网互动系统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

“车”没有了，领域变宽了，争议逐渐退去，而冷水也变得沸腾。毋庸置疑，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已经领跑全球。“为何能够发现新领域，走在科研前沿？”这是欧阳明高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欧阳明高的见解是，“不要从过去推论未来，而以未来定位现在。科研要跟想法走。新能源汽车发展之初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还没有形成共识，还有一定争议。但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在顶层设计上做到了战略大超前至少10年，并且在发展中保持了始终的战略定力。”

7月3日，2024年度“全球能源奖”揭晓，这一每年只颁给全球2-3人的奖项被欧阳明高斩获。欧阳明高几乎已经拥有一个学者所渴望的所有荣誉——科技部首席专家，授权发明专利385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汽车工业技术发明一等奖、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联盟IPHE技术成就奖、国际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学会IEEE交通技术奖、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但即使201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欧阳明高仍更愿意称自己为技术革命家而非科学家。“我不认为我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我相信技术改变世界，投身技术革命是我的理想和抱负。”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这样剖析自己。

作为一个理念驱动型的人，“求新求变”是欧阳明高天性中的一部分，问题导向、学科交叉、创新创业是他的一贯主张。带着这一理念，欧阳明高几乎每10年就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30年前做内燃机开始，我带领团队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我经常告诉他们，第一，新趋势来了，要能看得到；二是愿意否定自己，跟随趋势。不是说以前不好，而是要不断与时俱进。”

求新求变的科学审美、新型的“师生共创模式”，同样被欧阳明高带到了课堂上。“我们探索的是一种新型的师生共创模式，即学生当老板、老师当顾问、产学研协同、研究/开发互动、知识产权转移的创新创业模式。”

经过多年教学和实践经验，欧阳明高形成了一套创新创业的新工科教育人才观。“这些年，我成立了几个创新中心专门孵化学生创新创业，学生创业企业成立了二十几家；不仅如此，我还招领军工程博士，是一些已有创业经历的人；也有一些学生先到企业工作，有了历练再回来创业。这样既可以把成果产业化，也可以反馈所在一线的情况，科研跟学生企业相互配合。”

欧阳明高笃信那句话，科学家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而这势必要在产和学的深度融合与碰撞之下，才能达成。

在2019年5月14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创新驱动发展”专题协商会上，谈及强化创新的驱动力，欧阳明高呼吁：在继续更好发挥政府科技创新驱动力作用的同时，激发民间创新动力。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和舆论导向对民间研发与市场化成果的强调和激励不够，要落实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市场竞争力为技术创新目标，更加重视市场竞争这一技术创新的主驱动力作用。

以行践言。如今，欧阳明高领导的研究团队成果转化经济效益超过百亿元，培育出包括科创板上市公司在内的一批学生创新创业高科技企业，建立了张家口氢能研究院、宜宾电池研究院、南京智能动力研究中心、深圳智慧能源中心四个技术与产业创新中心等。产学研的连接正在越来越紧密地发生，来自不同领域的科研学者和工程师们怀着相同的热望，共同投入进来，彼此刺激，彼此促进，去解决行业面对的问题。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谈及人才培养，欧阳明高分享了他的思考：“培养人才需要战略高度，学术深度，应用广度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战略高度聚到‘点’，聚焦全球热点、行业痛点、技术难点；学术深度要沿着‘线’，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应用广度要强调‘面’，发挥学术影响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把目光从实验室移开，欧阳明高的工作也深深介入了现实——作为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从“十一五”起连续三个五年计划担任国家新能源汽车科技研发首席专家，欧阳明高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具体负责了交通能源相关研究，提出了发展节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过渡”与“转型”并行互动双重战略，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视和重要批示，成为重大决策参考依据。同时，作为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执行副理事长的欧阳明高在近年来参与并主持了多场行业研讨会，一直在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总体而言，中国新能源汽车经历了严寒考验，正值立春时分，虽然偶尔还会遭遇倒春寒，但春天的到来已不可逆转。”如今，欧阳明高期待着迎来春暖花开的时节。

在全球致力于低碳转型和新能源革命的浪潮中，中国已迅速实现从跟随者到并行竞争者、再到领先者的转变。随着技术的进步，欧阳明高的思考逐渐走向更深处。

“我国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该目标必须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说起新能源革命，欧阳明高罕见地使用了一些情绪浓烈的词语。

在全球新能源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如何抓住机遇，实现新能源技术的全面成熟，并促进其在交通、工业等重点领域的大规模市场应用，不仅是欧阳明高一直以来的履职实践，也是他建言献策的重点课题。

“理想的能源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标准，才能成为能源‘三好生’，即供应安全、价格便宜、绿色环保。”欧阳明高说，在环保和价格方面，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具有先天优势，但在安全性方面，风电、光伏发电容易引发电网波动，造成安全风险。

如何提高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接入电网的安全性，使其满足能源“三好生”标准？欧阳明高给出的答案是“储能”。“锂离子电池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装置，能够与电力系统、通信基站、电动汽车、智能电网等有机融合发展。此类电池可分为两类，一是集中式储能电站，二是分布式储能电池。”

“分布式储能电池其实就是电动汽车，让电动汽车与电网形成‘车网互动’，在用电低谷时，电力系统给电动汽车充电；在用电高峰时，让电动汽车给系统放电。这样，电动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而且可以成为以储能回馈能源的终端。随着汽车动力电池技术的进步，其价格不断降低，储能密度和使用寿命持续提升，单次储能成本将继续下降。”那些看起来好像离我们有光年遥远的专有名词由欧阳明高深入浅出地描绘，与日常不过咫尺之间。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欧阳明高近年来关注的重点和思考最多的问题。在欧阳明高看来，氢能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二次能源，是重要的“能源连接器”，与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协同发展有广阔前景。“应尽快建立氢能创新平台，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构建自主可控的科技体系。同时，秉持开放合作的精神，加强国际创新成果的共享与交流，共同推动形成国际氢能应用的良好生态。”

2030年，是欧阳明高眼中将迎来新能源革命爆发期的重要节点。这场浪潮中，比起随波逐流或急流勇退，这位技术革命家更愿意当领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