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海洋中有本海区大风形成的海浪，有远海区台风产生巨浪传播到本海区的涌浪，有海底强烈地震引发的海啸构成的津浪。不同波高和波长的大型海浪，可能掀翻或折断船舰，冲刷海岸设施，对渔业捕捞、航海、海上勘探作业、海上和登陆作战、海港和防波堤建设等都有重大影响，所以赵先生在1952年就组建成海浪组，进行海浪和台风中心的预报研究工作，开辟了我国海洋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1953年，赵先生指导、审校管秉贤的《海浪预报》译著，并在序言中写道：“海塘工程和海港建设，都必须先掌握各地海浪的冲击压力和由海浪而引起的海流冲刷以及泥沙搬运的规律，才能作出完善的设计，不致在建筑以后为海浪所破坏。中国是一个拥有一万里以上海岸线的国家，为了祖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海浪的研究是刻不容缓的巨大工作。”他常列举不能正确地掌握海浪预报对渔民生命财产构成的威胁和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重大损失，教育青年要做好工作。他花了很大精力，亲自讲授海浪和流体动力学等理论以及风浪、涌浪、拍岸浪的预报原理，具体指导研究工作，培训科技人员；领导建立海浪仪制作和标定实验室，与中科院的有关所合作，开展海浪观测仪和波谱仪等研制；和海军多次协商，在当时还是海防前线的青岛地区一个小岛上合作建立了海浪观测台，进行海底和海面的波浪观测，测量未受阻碍的由西太平洋台风引发并传到本海区的涌浪先头波；查阅最新文献，分析观测资料，研究海浪预报理论；扩大与苏联、欧洲及国内的学术交流；筹划在浙江舟山群岛朱家尖新建海浪台；指导中国沿海海浪折射图绘制等等。到1958年，已获得多方面的科研成果，为日后的海洋环境预报打下了基础。赵先生为我国海浪预报研究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重要贡献。

　　1953年，赵先生指出：“海上风暴和台风是威胁海上交通、水产采集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自然灾害，我们除了利用海上岛屿，船舶的气象记载或者用飞机出海探测外，还可以利用沿海海浪的观测和分析，预测风暴的中心和它们移动的路径。”解放初期，国外海洋气象信息对我国实施封锁，影响我国台风预报的及时和准确性，为了打破封锁，提高台风预报精度，赵先生根据当时美国、苏联研究海浪的最新进展，与海军合作，选定在青岛地区小麦岛海面宽阔的地方，在海底几十米深处安装海浪自记仪，测量涌浪的先头波，这种先头波比风暴产生的涌浪波幅低很多，是周期很大的长波，用目测看不见，传播速度比涌浪快2倍，即它传播在风暴所产生的波峰前面，用海浪自记仪观测的资料和波谱仪分析的结果，可在台风产生的涌浪到达海岸前约一昼夜时间内预报出风暴中心，这既是海上台风预报新方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此外，1956年，赵先生任国务院《十二年科学规划》委员会气象组组长、海洋组组长，他组织海洋学家拟定了海洋科学规划以及1956年和1957年进行同步观测计划，他担任同步观测组组长，实施了组织领导，对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赵九章对我国海浪研究的主要贡献：

　　(1)为了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开创我国海浪和台风中心预报研究，建立了中科院、海军、民用部门的紧密合作关系，培养出科技骨干，使科研可持续性发展，为海洋环境预报打下了基础。

　　(2)研制成功海底波浪自记仪、波谱分析仪、岸用光学测波仪、表面波自记仪。开始研制了海洋自动遥测漂浮站。

　　(3)在青岛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海浪观测台，积累了大量实测资料。在舟山群岛建立了临时观测站，南北两站同时作海底波浪自记仪观测。

　　(4)在目测试验基础上，编制出我国第一套海浪目测规范。利用多年目测数据，制定了适合我国广阔大陆架的海浪预报图表。

　　(5)研究了海浪生成、传播、预报理论，绘制了中国沿海的海浪折射图，统计、研究了海浪大小分布结构，提供了海浪和台风中心预报的基本条件。

　　(6)利用青岛海军观象台的气象资料和天气预报结果，试验了观象台海区的风成浪预报，验证结果良好。

　　(7)对青岛、舟山两台站的自记仪资料进行了波谱分析，结合天气图、折射图、海浪波谱，作了由先头涌浪预报台风中心的分析研究。

　　(8)组织海洋学家拟定了海洋科学规划，领导了1956年、1957年海洋同步观测，对我国海洋科学发展和海洋普查起了先导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果断地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这其中就有吴自良。

吴自良，1917年生人，浙江浦江人，我国著名的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毕业于北洋工学院，1948年获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深耕材料科学领域，负责并圆满完成了铀同位素用甲种分离膜的研制重任，成功得到了铀-235这一最重要的核燃料，为中国核武器和核工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吴自良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受科研界尊敬，其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是科研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吴自良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小便展现出了过人的学习天赋。九岁进私塾，后就读于浦江县浦阳小学、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和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1935年，他考入北洋工学院（今天津大学），先读矿冶，后转学航空机械，为日后的科研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洋大学内迁，吴自良随迁并完成了学业。1943年，在大姐的资助下，他自费赴美留学，进入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学）冶金系深造，师从物理冶金学家C.S巴瑞特和物理学家R.斯莫洛柯夫斯基教授。1948年，他完成题为《片状铝单晶中滑移机制和内耗的关系》的学位论文，获理学博士学位，并留在该校金属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

吴自良的成长和科研事业深受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新中国的成立也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无限的可能。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为祖国的科技进步和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吴自良，留美期间便是一名出色的研究员。1950年回国后，他住在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仓库阁楼上。工资水平低，每天的早餐只能吃两个油饼。他回忆道：“我当时什么也不顾，只想尽早为祖国创造成果。”

吴自良深厚的爱国情怀，在他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奉献的抉择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吴自良激动不已。他从未忘记报效祖国的初心，也从未放弃自己心中自强不息、科学救国的梦想。这一消息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和召唤，让他更加坚定了回国的决心。不久后，吴自良接到了国内老师的来信，希望他可以回国工作。这一邀请无疑是他回国路上的重要推动力，让他看到了为国家贡献自己力量的机会。

当时，吴自良在美国拥有汽车、洋房等优厚的物质条件，并且有着发展前景大好的工作机会。然而，面对祖国的召唤和国家的需要，他毅然决定放弃这一切。

为了回国，吴自良不得不冲破重重阻挠，以华侨身份辗转日本、香港等地，最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怀抱。这一路上的艰辛和不易，更加凸显了他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

回国后，吴自良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秉持“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的原则，先后领导完成了多项重要科研任务，对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增强我国国防实力做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急需自主掌握原子弹的研发技术。而原子弹的研发离不开一种关键的核心元件——“甲种分离膜”，它能将铀-235和铀-238这对同位素分开，提炼出高浓度的铀-235，这是发生核裂变反应的关键材料。当时，全世界只有英、美、苏掌握这项技术，而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也带走了相关的技术资料。

吴自良临危受命，作为技术总负责，领导上海冶金研究所等单位的科研团队，共同攻克“甲种分离膜”的研制难题。他协调组织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解决了制粉、调浆、烧结、机械加工、焊接、后处理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过程。

在当时，这项技术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全靠科研人员自己摸索。吴自良全身心扑到实验上，和团队成员们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逢年过节也不休息。没有任何资料，营养不良，加上经常接触有害气体，吴自良的身体渐渐虚弱，不久患了肝肿大。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忍着病痛带领100多号人坚持实验，克服重重困难，成功试制出了合乎要求的分离膜元件，提前两年完成了任务。这项重大成果一举打破了外国封锁，不仅满足了实际应用的需求，而且性能超过了苏联的同类产品。这一成果为我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发提供了关键支持，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独立掌握浓缩铀生产技术的国家。

除了“甲种分离膜”的研制外，吴自良在其他科研领域亦有突出贡献。如他在合金钢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率队用国内富产的元素锰、铝等代替短缺的铬，成功研制出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品——锰钼钢，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到了重要作用。吴自良还致力于材料科学的研究，指导开展了对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硅材料的品质因素、高温超导氧化物中氧的扩散行为和作用的研究，为发展我国高技术材料和材料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刚回国时，吴自良的实验室里除一台金相显微镜外，没有其他仪器。他说：“不怕穷，就怕没精神！”经过向兄弟单位的“东拼西凑”，科研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在科研的征途上，吴自良屡遇技术瓶颈与科学难题，尤其是在探索金属材料物理特性与制备工艺的过程中，面对材料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他从未退缩，而是选择勇往直前，深入钻研，反复试验，直至突破难关。他深知，科学发现之路荆棘满布，需经年累月的积累与无数次失败的洗礼。在新型材料的研发历程中，他与团队历经无数次实验，每一次都是对未知领域的勇敢探索。即便遭遇挫败，吴自良亦能从容应对，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积累经验，展现出非凡的韧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际技术封锁与国内资源短缺的双重压力，吴自良作为一名优秀的物理冶金学家，展现出了卓越智慧和坚韧毅力。面对一些国家对我国实施的严密封锁，尤其是对稀缺资源如铬、镍等关键元素的禁运，严重制约了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如苏联的40X低合金钢，因其含有约1%的铬，在汽车零件制造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铬的短缺，我国的40X钢生产受到了严重限制，合金钢的研发也陷入了一片空白。为实现钢铁与机械工业的独立自主，寻求40X钢替代品以适应我国的资源状况。吴自良主动扛起了这份重任，他组建了一支专项研究团队，深入考察与调研，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我国丰富的合金元素锰和钼上，决定以此作为替代铬的突破口，为40X钢寻找新的生命。

吴自良带领团队从优化合金组分、设计冶炼与热处理工艺、检验机械性能到核算生产成本，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研究。经过不懈努力，成功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合金钢，即含锰1.10%-1.50%、钼0.12%-0.18%的40锰钼钢。这种钢不仅生产成本低于40X钢，而且在低温冲击韧性、回火脆化敏感性方面表现出色，抗疲劳性能和抗氧化性能也与40X钢相当，成为了可靠且具有推广价值的替代品。

这一科研成果在1954年的全国金属研究工作报告会上首次亮相，即刻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赞誉。随后，40锰钼钢在抚顺钢厂、长春第一汽车厂和上海柴油机厂等企业得到了推广应用，为我国工业生产带来了显著效益。

40锰钼钢的研发，不仅填补了我国合金钢系统的一片空白，还为我国合金钢的独立研发与创新开辟了道路。吴自良及其团队的这一成就，充分体现了我国科研工作者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勇于创新的品质，为我国工业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成果被业界誉为建立我国合金钢系统方面工作的典范，标志着我国在合金钢研发领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自良在科研中始终坚持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他提出并实现了“物理冶金”这一新学科领域，推动了中国材料科学的发展，并敢于尝试未知领域，进行科学“冒险”。在金属材料的微观结构与性能关系、金属材料强化机制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科技资源相对匮乏、国际交流有限的年代，吴自良以其前瞻性的视野和深厚的学术造诣，指导开展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硅材料的品质因素和材料工艺研究。他带领团队深入探索了硅材料的微观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通过优化材料的制备工艺，显著提升了硅材料的纯度和稳定性。这些成果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还直接推动了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国产化进程，为后续中国电子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吴自良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多次获得了国家级科技奖励。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随着国际上对高温超导材料的探索日益深入，吴自良教授又将研究方向转向了这一前沿领域。他敏锐地意识到，氧化物高温超导材料中氧的扩散行为和作用是影响其超导性能的关键因素。于是，他带领团队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通过精密的实验设计和严谨的数据分析，揭示了氧在氧化物高温超导材料中的扩散机制及其对超导转变温度的影响规律。

吴自良在氧化物高温超导材料研究中取得的成果，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更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赞誉。他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高温超导物理机制的理解，还为开发新型高温超导材料提供了理论指导，对促进超导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吴自良在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为中国在国际科技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影响力。

吴自良的一生，是对科学无尽探索的一生，是对国家科技进步无私奉献的一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科技局面，毅然决然地投身于科研工作。他的科研生涯紧密围绕国家的战略需求，在科研工作中坚持“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的原则。他的研究涵盖了金属、半导体和氧化物超导体等多个领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他深厚的爱国情怀，将个人的科研事业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展现了一位科学家的高尚情操和崇高境界。他态度严谨，对待科研始终充满激情，即使在晚年，仍然保持着对科学研究的执着和探索。他敢于突破常规、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他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总是超额完成国家分配的任务，想到做这些工作，也就是自己在为祖国做贡献。因此，我做得很高兴，也很满意。”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这些无不是科学家精神的具体体现。

吴自良的故事，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像吴自良一样，荣辱与祖国同依，早期归国的科学家还有很多。他们是历史选择的一代人，也是创造历史的一代人。他们才华卓越，却甘当无名英雄，默默奉献。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勋彪炳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我们相信新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们，将会继承他们伟大的科学精神，矢志爱国奋斗、锐意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接力奋斗。

彭桓武，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作为中国理论物理学、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以及核爆炸理论奠基人之一，他在固体和统计物理、原子核物理和加速器理论以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理论等方面，做了大量组织和研究工作。他领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38年，和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并称为“清华四杰”的彭桓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资格，来到爱丁堡大学，投师于德国理论物理学家、世界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玻恩门下。玻恩和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有着30多年的友谊，而彭桓武是玻恩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玻恩多次盛赞这名得意门生：“他比其他学生聪明能干，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天生聪慧加上后天勤奋，彭桓武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1年，经玻恩推荐，彭桓武前往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在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领导的理论物理所工作。不久，他帮助量子化学的创始人之一海特勒进行介子理论方面的研究，并于1941年至1943年间和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以三人姓氏开头字母命名的HHP理论，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颁布和空间分布。1948年，在薛定谔和海特勒的强烈推荐下，彭桓武当选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时年33岁。

薛定谔给爱因斯坦的信中曾惊叹：“简直不可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海特勒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同事中最受人热爱的一个是中国人彭桓武……经常的兴致结合着非凡的天才，使他成为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

随着HHP理论名扬国际物理学界，彭桓武的名字也广为同行所知。然而这个“最有价值”的彭桓武，却在前途无限光明时放弃了留学欧洲的机会，在1947年底回到了祖国。

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风雨如晦，波诡云谲。数十年后，有记者问彭桓武为什么当时选择回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提，应该问的是一些人为什么不回国。”言下之意，回国并不需要理由，不回来才真该有特别原因。此中真意，正如中国科协主席、彭桓武的学生周光召所说：“彭先生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率性而为，所做的事情也许在别人看来都有一些特别，但在他自己来说是非常真诚的。”

回国以后，彭桓武先后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任教。1961年，他奉命调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顶替已撤走的苏联专家，负责我国核武器研究。当时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他和王淦昌、郭永怀。“交谈中，总理问：‘彭桓武，你在过去见过原子弹吗？’……（然后）总理就说：‘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彭桓武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一直没有忘记这句话。”

从此，彭桓武的名字就与新中国在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和基础物理上的辉煌成就紧密地绑定在一起。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贺贤土回忆道：“在研究原子弹期间，彭先生事实上已开始琢磨：氢弹会是怎么样？”正是在彭桓武的指导培养下，在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的组织攻关下，我国氢弹试验同样取得了圆满成功。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由衷地称赞：“彭桓武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家。”

1984年，仍在九所工作的同事以彭桓武为首的科学家的名义申报并获得“原子弹、氢弹研究中德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一等奖。按国家规定，奖状是每位得奖人一份，奖章由第一作者保存。当人们把奖章给彭桓武送去时，他却断然谢绝，坚称全部功劳都是集体的。经过大家的再三劝说，他终于答应“奖章我收下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接着说：“奖章是我的了，我把它送给九所。”他随即找来一张纸，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与他订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钱三强多次感叹：“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总是不断地开辟新的方向，殚精竭虑地为国家谋福祉，而当新事业后继有人时，他总是悄然引退。在彭桓武眼中，永远都没有个人名利，只有国家与集体。

为表彰他的卓越贡献，1995年，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将科技成就奖颁给了他，奖金一百万元港币。可以想见，从来都功成不居的彭桓武，这次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后同样“不为物欲所惑”。他没有花一分钱治疗自己的疾病，而是把全部奖金用于设立“彭桓武纪念赠款”，分批赠给昔日曾合作从事核研究而身体受到损伤的同事。在他自己看来，这不过是和每天刷牙洗脸一样平常的事。而“集体集体集集体”的精神，影响着无数后来的科研工作者。

而“集体集体集集体”的精神，影响着无数后来的科研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