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童第周曾说：“科学家一要有很广博的知识，二要有很奇特的想象力，没有创新不行。”小时候的童第周就是这样，喜欢想象，很多普通人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他脑中却是无数个为什么。“神经、眼睛和大脑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眼睛为什么长在头上？手臂为什么长在两边？”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童第周的心中，他对生命奥秘的好奇，或许也成为他考上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却最终选择生物系的重要原因。

1923年，童第周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他希望通过哲学来解答生命起源之谜，但是后来他发现哲学不能满足他对生命奥秘的好奇。而此时，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郭任远一次有关“猫鼠实验”的演讲使他对科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懂得了实验的重要性，“一切都要通过实验，通过实验打破前人的学说”，这个观点也贯穿了童第周一生的科学活动。后来童第周又结识了生物学导师蔡堡教授，从此开始了胚胎学研究。

1930年，比利时的比京大学著名生物学家布拉舍和达克的实验室来了一个30岁上下的中国留学生，或许是法语不好，或许是身材瘦小，总之，他不被人注意，他总是一个人在角落里，专心致志于每项细碎的工作。当时有一个青蛙卵的卵膜剥除手术，多年来没人能完成。蛙卵又滑又圆，捉都捉不住，一用力又破了。童第周的导师达克也没有做成功，很多研究工作因此无法展开，导师想到了平时一言不发的童第周，请他来试一试，没想到童第周一下子就剥掉了青蛙卵的卵膜。方法巧妙，动作精确，这一举动轰动了欧洲生物学界。1931年夏天，教授带着这位心爱的学生来到著名的科研中心法国海滨实验室，这次，要为直径不到十分之一毫米的海鞘卵子做外膜剥离，童第周再次顺利完成，童第周精湛的实验技术让云集此地的国际同行十分钦佩，也给当时在国际生物学界声誉极高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童第周不仅用这双手，做了很多高难度的实验，也写出了很多漂亮的论文，当他最后取得博士学位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胚胎学家了。童第周的老师达克教授曾劝说他“你的国家这么困难，在这里我可以给你申请特别博士”，童第周却说：“不，我要回去，我是中国人！”在童第周看来“要搞工作，应该回祖国去搞；有成绩，为什么要给别的国家？”就这样，童第周放弃了“特别博士”学位，放弃了布鲁塞尔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毅然回到了祖国。

童第周回国后即和妻子叶毓芬来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走上了科学报国，科学兴国的道路。可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像所有的同胞一样，童第周和妻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几经辗转，1941年，童第周夫妇来到了同济大学任教，那时的同济大学因为战乱迁到了四川宜宾的李庄，流亡的生活虽然艰苦，但童第周仍然沉浸在科学实验中，只是条件太差了，连一台显微镜都没有。显微镜是童第周工作最起码的条件，但是流亡大学的实验室只是一个破庙，几张板凳。

后来有一次到街上的时候，在一间旧货店中，童第周发现了一个德国蔡司的双筒显微镜，他对此爱不释手，可惜却被标价六万元吓住了，童第周和妻子不可能买得起。但他却牵挂着这台显微镜，茶饭不思，经常跑到那个旧货店去看，每次离开都恋恋不舍。妻子叶毓芬了解丈夫对工作的渴望。作为童第周生活上的忠实伴侣，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她知道童第周的痛苦，于是把自己所有的首饰变卖掉，又向亲戚借了部分资金，终于买下了这台双筒显微镜，家里却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直到十年后才还清。这台显微镜记录了一对风雨同心的科学家夫妇深厚的爱情，也见证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了事业甘愿牺牲的精神。他们在一起四十多年，童第周一生的科研成果，百分之六十是夫妇俩共同完成的，因而他们被赞誉为中国生物界的居里夫妇。

1942年的一天，偏僻破败的李庄突然热闹起来。原来，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这个人就是李约瑟。他作为英国的文化参赞到中国来考察，而他来到中国，最想见到的就是当年那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个子中国人——童第周。

李约瑟终于见到了童第周和他的实验室，但是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实验室破破烂烂，没有电，不到二十平米，五六个人办公、做实验都在里面。破旧的桌子上只有一些简单、粗陋的设备，唯一称得上现代实验器材的只有那台双筒显微镜。李约瑟惊叹地问“你们怎么采光？”童第周笑笑说：“我们可以把桌子搬在外面，利用太阳采光。”李约瑟不能相信，自己近些年来在英国权威杂志上所看到的童第周关于胚胎发育的科研成果就是在这样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取得的。李约瑟惊愕了：“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的荒地来呢？”童第周的回答非常简洁“我是中国人”。李约瑟感慨万分：“对，对，中国人，有志气！”后来，李约瑟在回国途中，买了一台更好的显微镜送给了这位他所尊敬的中国科学家，也因此建立了他们保持一生的友谊。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即便是烽火连天，即便再艰难，他们也要和自己的国家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停顿。童第周就在是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把世界胚胎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国科学院在青岛的海洋生物研究室位于青岛市莱阳路28号，大楼里那间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兼实验室是童第周最喜欢待的地方。即使他后来调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兼动物系主任，每星期他也必定抽出两天时间回到这里，甚至1960年他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担任生物学部主任，每年春末夏初，他还是要回到这里。这种执着不仅仅是因为中科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由他一手创办，更重要的是他要在这里做实验，在实验中探寻生命的奥秘，追逐科学的真理。

当时童第周的主要研究课题是关于脊髓动物文昌鱼的胚胎发育。美国著名胚胎学家康克林经过数十年的研究，才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但是由于文昌鱼的卵子难以获得，并且体积很小，国际上利用实验方法对此进行研究者寥寥无几。

童第周便和他的同事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向这个课题发出挑战。文昌鱼每天傍晚产卵，从晚上六七点钟开始，童第周就和妻子叶毓芬带着一批学生，开始试验直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每天，学生们赶到实验室看到的第一个人永远是童第周，他端坐在显微镜前，似乎和这些仪器一样成为实验室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夜色深沉、一连坐了几个小时的学生们感到疲累、困顿时，他们抬头依稀可见童第周端然凝坐的瘦小身影，顿时精神振作，困意全无。

显微镜下，一双灵巧的手，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玻璃丝，在一个比小米还要小的鱼卵上，准确、敏捷并且娴熟地操作着。童先生那专注的身影深深地定格在了人们的脑海中，也成为人们对童先生最深刻的记忆。

从1958年开始，童第周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昌鱼的研究成果，成为国际最权威的文昌鱼研究专家。他绘制的文昌鱼胚胎发育预定器官图谱，多年来被世界各国的胚胎学著作广泛引用。对这些独创性的成果，很多人建议他写本书，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写书牵扯到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观点，要看很多资料，太浪费时间了，不如多做试验。”童第周不愿意在文献堆里打转，60多岁了，他还计划着抓紧时间开拓更多的、更新的领域。他说：“科学家不自己动手做实验就变成科学政客了。”

当今天学术腐败已不再是新鲜事的时候，童第周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科学家本色愈加显得珍贵。

童第周不仅专注于理论研究，同时积极把理论研究应用于生产实践，用生物技术为他深爱的人民造福。在他的理论技术指导下，南方水产研究所开始用鲫鱼和鲤鱼移核，培养杂交鱼；云南种下了植入大豆蛋白的大米。

1979年3月6日，来参加浙江科学大会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天，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上台发表演讲，他说要用生物技术改善人类生活，他描绘的灿烂前景让每一个人心驰神往。突然，兴致勃勃的童第周一下晕倒在座位上。

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人们慌忙把他扶下去。10分钟后，童第周坚持着走上讲台，做完报告，这也成为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报告。缓缓走下讲台的童第周疲惫不堪，最终他还是拒绝了人们让他住院治疗的挽留，迅速赶回北京。他说：“已经到了春暖花开、鱼产卵的季节，我要回去安排工作。”

谁也没有想到，回到北京的童第周病情迅速恶化，被紧急送往医院，20多天后去世。

童第周为祖国科学事业的振兴，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童第周走了，他的离去是中国科学界尤其是中国克隆界的一大损失，但是他的科学精神依然激励着中国科学家在科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今天中国科学家继克隆鱼之后成功培育了克隆羊、克隆兔，克隆猪……这些科学家中有很多都是童第周的学生，这也许是对这位中国克隆第一人最好的纪念和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