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医学工作很辛苦，做一名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必须有奉献精神。”

多年以后，丁仁彧仍清晰记得，2006年，自己进入重症医学科的第一天，他的导师——辽宁省的重症医学创始人、奠基人马晓春的殷殷嘱托。此后无数个日夜，丁仁彧用一腔热血和实际行动在医学的道路上砥砺前行，生动诠释了一名医者的无私和奉献。

谈及最初选择学医，丁仁彧坦言是为了守护家人健康。“我上初三那年，爷爷由于胃癌不幸去世了。当时，我的内心就萌生一个想法，将来要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所以高考填志愿就选择了中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进入重症医学科工作。

重症医学科，是医院急危重症患者集中抢救的地方：患者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需要医护人员随时准备投入抢救，工作强度很大；患者来自各个科室，病情不同，发生的危急情况不同，用药种类调整快、用药剂量变化快、仪器设备使用多，对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很高；ICU实行封闭式管理，患者没有家属陪护，处于24小时监护下，患者病情可能瞬息万变，要求医护人员有极强的责任心。

“重症医学科介于内科和外科之间，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学科。医生既要有内科医生缜密的逻辑分析思维能力，又要有外科医生的果断和技术。”入行以来，丁仁彧体会到身上的责任重大。“作为ICU的医生，每天面对的都是生死一线的患者，我们工作的核心就是怎么把病人治好。”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搏斗，是丁仁彧的工作常态。“ICU的患者，大多病情瞬息万变，需要紧急气管插管、床旁血滤，甚至是ECMO等治疗。这些情况都是片刻也不能耽搁，需要快一点、再快一点。”在一场场“生死时速”般的较量中，丁仁彧练就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本领，无论面对多么棘手的情况，他始终能沉着应对。

丁仁彧记得，曾经有一位肺癌患者，在外地手术出院，回家后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前来急诊时呼吸心跳骤停。经心肺复苏抢救后检查发现，患者出现气胸、肺炎等情况，情况危急。“我们给他做了ECMO，之后，患者又出现脓胸、多脏器衰竭、胃肠道严重功能紊乱等病情，抢救了六次，每次都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最终，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患者恢复良好，顺利出院。”

每一个通过救治活下来的患者，都给了丁仁彧很大的信心。“我们对每一个生命都要全力以赴”。

为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丁仁彧不断提高重症诊疗技术、积极开展高新技术，关注重症病人急性期炎症、凝血、免疫和器官功能损伤，注重慢重症患者转归等临床实践。遇到极危重患者，他会日夜驻守在病人床旁，仔细观察各项临床指标的变化，深入分析病理生理特点。“我的初心，就是挽救重症病人的生命。”丁仁彧说。

“敢啃硬骨头，勇扛重担子。”这是同事们对丁仁彧的评价。

“作为我们党支部的书记，一名老党员，他苦事累事都争在前面，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党员在有问题、有困难、有险阻的时候应该冲在第一线，发挥出医务工作者的真正价值。”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张健说。

多年来，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丁仁彧用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宗旨，甘于奉献，勇于担当。从H7N9重症患者的救治，到救治鞍钢爆炸伤员；从抚顺清原洪水救灾、再到本溪爆炸伤员救治，哪里有需要，他就责无旁贷地冲到哪里。他说：“在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前，我们第一时间就要站在患者最需要的‘战场’。”

2017年5月，丁仁彧成为辽宁第二批组团式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塔城地区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首席专家。从82岁急性心功能不全的急性胆囊炎患者，到重症感染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产妇，一年的援疆工作，他带领团队救治重症患者800余名。当了解当地危重症患者的迫切需求后，丁仁彧毫无保留地把床旁心脏超声、杂合式血液净化治疗、经鼻高流量通气等先进的医疗技术，手把手地传授给当地医护人员，为塔城地区医院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重症医疗队，造福边疆人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丁仁彧主动请缨，担任辽宁援鄂重症医疗队队长、辽宁省疫情防控青年突击队队长，带领150名来自全省重症医学专业的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抗疫前线，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三病区和四病区，床位数80张，集中救治重症和极危重症病人。

丁仁彧说，在这支医疗队中，有近一半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家团结一心，为医疗队的生活、感控、临床诊疗、护理等各个方面献计献策，不断提高队伍的凝聚力。在党员同志的感召下，全体非党医疗队员先后递交入党申请书。同时，医疗队还成立了临时团支部，并且组建了由丁仁彧担任队长的辽宁省疫情防控青年突击队，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团结一心、敢打硬仗，积极响应国家卫健委的号召，筹集并应用各种先进救治设备，力争挽救每一名重症患者生命。

丁仁彧带领的团队在受援院区创造了五个第一：第一个接管病区、第一个气管插管有创机械通气、第一个免疫吸附、第一个ECMO，第一个ECMO转运CT，带动整个院区救治技术的提升。他们成立“迷你ICU”，创造了三病区40天零死亡的记录。

其中，让丁仁彧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全体队员历经50余天的不懈努力，成功救治一名35岁极危重型新冠肺炎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小飞”。

“小飞当时35岁，他的女儿只有4个月大，他的妻子每次给我们打电话都哭着拜托一定要想办法把她的丈夫救过来。”丁仁彧说，小飞刚到重症隔离病房时，病情比较危重，有双肺“磨玻璃”阴影，而且病情进展特别快，很快就出现白肺，后来又出现气胸。

丁仁彧和队员先后给小飞进行了经口气管插管、有创机械通气，同时进行了俯卧位通气和胸腔闭式引流术。但这些救治措施还是没能让小飞的血氧饱和度提高。“有人觉得小飞可能救不过来了。但是，因为在平时有这种经验，比他更危重的患者我们都救过来了。”后来，丁仁彧团队给小飞上了体外膜肺氧合（ECMO），成立了ECMO救治小组和特护小组，“我们所有队员共同的目标和信念，就是一定要让他活！”丁仁彧说。

救治过程中，小飞经历了感染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上消化道大出血、多部位血栓、脑出血等一系列危及生命的并发症。经过丁仁彧和队员们不懈努力，小飞一次次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最终，小飞转危为安，顺利出院。

“像小飞这样的患者救过来之后，我们整个队伍的信心都会有所提升。今年医师节前夕，我收到了最好的礼物——小飞的爱人带着宝宝给我发来了语音，问候我医师节快乐。当时听到这个语音，我特别感动。”丁仁彧说。

让丁仁彧更为感动的，是整个重症医疗队伍的风雨同舟，共克时艰。“2020年初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是我目前为止遇到的最为复杂的局面。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我们重症医疗队全体队员披荆斩棘，冲锋在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让人感动。那么难的仗都打赢了，对我们来说，这种经历、磨炼也是一种财富。”

结束武汉的抗疫工作后，作为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专家，丁仁彧先后奔赴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满洲里，辽宁葫芦岛，甘肃兰州，青海格尔木等地，指导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继续为守护生命贡献力量。

从医以来，丁仁彧亲历并见证了中国重症医学的发展与壮大。

“重症医学在医学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但在包括非典，汶川地震，和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群体性、危重病呈爆发式增长的公共卫生事件中，重症医学科承担了非常重要的治疗任务，降低患者的死亡率，提高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在丁仁彧看来，重症医学的发展，为患者的生命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2003年非典时期，很多医务人员对呼吸机尚较陌生，缺乏操作呼吸机的专业水平，重症医疗队伍也相对薄弱。随着国家对重症医学的重视以及医疗水平的提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可以动员上万名重症医护人员支援武汉，生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走进新时代，重症医学也在顺应时代发展，面临着一个个新的课题。丁仁彧举例：“比如，随着社会发展，人均寿命普遍提高，老年患者群体增多。”据今年三月国家卫健委统计，重症患者当中大概有65%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九十多岁的老年患者做了肠梗阻手术后，很容易引起肾脏的问题，而且老年患者免疫功能偏低，易引发二次感染。因此，对于老年患者的看护、治疗提出更高要求，这也是我们当下在探索的课题。”

事实上，多年来，丁仁彧及团队从未停止过学习和创新。他所在的团队一直致力于脓毒症DIC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推动和引领中国脓毒症DIC研究。与此同时，他们还将相关的理念以及研究成果在国内推广，提高ICU临床医生对于脓毒症病理生理机制的理解，让更多的重症病人受益，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在国内率先开展小剂量肝素治疗脓毒症的研究，正在进行的全国多中心RCT研究，其结果有望改写脓毒症诊疗指南，达到国际水平；在国内率先提出DIC异质性，并且对脓毒症DIC新的血清学指标进行了验证；不断推进和完善脓毒症DIC的评分系统；每年召开两次全国重症凝血学习班，引领该领域的发展。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团队在国内率先推出第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重症智能平台ICM-UP，引领中国重症医学信息化的发展。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重症医学的道路上，丁仁彧将继续开拓进取，不断前行，为更多重症患者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