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上出奇兵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刘伯承正以援西军司令员的身份率部驻守甘肃省镇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处长、副研究员段德文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国共合作再度开始，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任政委。后，邓小平为政委。”

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三原石桥镇召开了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

9月16日，刘伯承率全师官兵9000余人由三原出发，10月上旬渡过黄河。

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率一二九师转战同蒲、正太沿线，挺进太行山地区。

10月下旬，刘伯承指挥陈赓的三八六旅侧击沿正太路西犯之敌，连续以袭击、伏击和阻击等手段，先后在井陉的长生口和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黄崖底等处，给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其中尤以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获胜最大。

第一次伏击：10月25日，刘伯承在侦悉向平定（今山西省平定县）进攻的日军辎重部队夜宿测鱼镇后，判断其第二天必经七亘村，遂派七七二团三营于26日拂晓前进入七亘村以东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待伏，等敌步兵百余人通过后，突然猛烈炮火袭击其辎重部队，共毙敌300余人，缴获大量物资，我军仅伤亡10余人。

第二次伏击：刘伯承预料到日军运送物资任务未完成，除七亘村外又无别处绕行；又抓住敌人也熟悉中国古代兵法，认为我绝不敢再在七亘村行动的心理，大胆地在第一次伏击地区又部署第二次伏击。仍派三营在七亘村待伏，于28日又歼敌百余人。

刘伯承敢于以“重叠的待伏”在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使用同一部队，连续两次伏击同一敌人，并获得胜利，这是他重视侦察，摸透了敌人意图，巧妙地运用兵法大胆地灵活地驾驭战争的一个实例。

1937年11月，随着太原等地的失陷，在华北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937年冬，刘伯承、徐向前等率部进入太行山区的辽县（今左权县）一带，建设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刘伯承亲自主办了辽县游击训练班，训练党政军民游击骨干。为此，他撰写了《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的基本任务》、《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以及战术等方面的讲稿和论文，并亲自授课。他指出：“正规军是第一个因素，游击队是第二个因素，自卫队（普通的群众组织）是第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相互配合作战是非常必要的。正规军就是这个拳头的骨，游击队就是它的筋，自卫队就是它的肉，这样形成一个一致的有机体动作。这也可以说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刘伯承总结了一整套游击作战经验。他把游击战的战术动作基本概括为三种，即袭击、伏击和急袭。他说，还有第四种叫吸打敌援，这是袭击与伏击的混合运用。刘伯承又推广麻雀战的创举，创造了战斗队形最分散、战斗单位最小的一种游击形式。

就这样，在军事战略转换的时刻，刘伯承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创造性地发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武装，又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武装了抗日军民。

1937年12月，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和一部分游击队、自卫队粉碎了日寇对我太行山区的六路围攻。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取得了反围攻的初步经验，有力地保卫了新生的晋冀豫根据地，使一二九师开始在太行山区立住了脚跟。

1938年1月，邓小平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和师长刘伯承率部深入敌后，以横贯晋冀豫三省边界的太行山为中心，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群众武装不能丢

“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是河南省第一个国共合作形式建立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段德文说，“1938年2月中旬，日军侵占修武、焦作，共产党员程明升等在修武北部山区建立抗日游击队。”

3月，程明升联合修武县部分国民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大东村召开各届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程明升当选为县长（后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正式任命）。县政府成立后，程明升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

1939年12月4日，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游击支队二大队和修武县抗日政府工作人员奉师部命令，离开驻地大东村向西转移，行至博爱县许河村时，突遭国民党河南第四行政督察专署保安团等反共武装的包围截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二大队终于突出重围，但是已死伤失散500余人，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豫北地区最早制造的流血事件，史称“许河事件”。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被迫解体，它虽然只存在数月，但对豫北乃至河南的抗日救亡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年初，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到豫北视察工作时，在当时三八六旅旅部驻地西平罗（今辉县市西平罗乡政府所在地）听取了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代表程明升、中共修武中心县委代表任雷远、道清支队代表刘聚奎的汇报。

刘伯承对地方政府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中共修武中心县委不应以县委名义公开散发宣言，要求县委和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面对本地区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加强，要做好两手准备，有条件就坚持下去，不能坚持时可以暂时放弃政权，但武装、群众团体的领导权不能丢。中心县委既然已经暴露，要赶快采取应急措施，对外可称“八路军工作团”坚持工作，并指示县委尽快开辟焦作矿区工作。刘伯承还及时解决了道清支队和主力部队的矛盾，并亲临道清支队驻地辉县土高村，严厉批评了从主力部队调来的三个不安心地方武装工作的参谋，使支队战士深受感动。

纵观全局破道清

1938年8月16日至9月21日，刘伯承命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的陈赓率部破袭道清铁路，威震太行山。9月11日，在焦作至新乡120里的铁路线上，陈赓指挥发动了战线最长、破坏最猛的第五次道清破击战。在这次战斗中，毙伤敌20余人，破路3500米，毁路基1030米，烧枕木2944根。当陈赓率部返回大东村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澎湃的心情，奋笔疾书，记下了来到豫北焦作一带最难忘的一日：

9月11日，是我们在道清线上的第五次大举破坏。大东村上，正规军，游击队，村前村后，沙滩田野间，到处集结着人群。村内的小贩摊一时应接不暇。从16时开始，一队一队均向着指定的目的地前进。不到两个钟头，村上忽告寂静，一天的紊乱与热闹变成了过去。天已张开黑幕但月亮涌出高空，黑暗被其排除不少，大地变作银灰色的世界。我带领警卫员与通信员，踏着影儿向着预定的指挥阵地前进。登上山门口之右翼高地，时间已是21时。除了远处百间房的十几盏路灯闪着微弱的光以及田野间点缀于秋夜的虫声而外，茫茫大地几乎全在睡梦之中。和几个通信员看看北极星，又以望远镜当作天文台上的窥远器，看看月亮，消磨时间，等待着胜利的战斗。

已是21时30分了，为什么还没有枪炮声？正在疑问之际，忽然道清线上，从焦作到新乡，一时炮火连天，机炮声发自焦作、李河、待王、修武、狮子营、获嘉等车站。寂静的夜，一刹那成了沸腾的夜。随着山岳的震动，数千健儿勇往直前，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之下，用自己的血肉去争取民族解放。他们奋不顾身，工作约7个钟头。最后是烧枕木，这时的道清线火光烛天，宛如一条条长长的长城。

1940年3月，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

邓小平说：“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度，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根据邓小平正确的判断和运筹，一二九师和地方党组织利用顽军内部的矛盾，对国民党孙殿英等部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这些部队在战役中保持中立，使八路军能够集中三倍的优势兵力对付朱怀冰这股最顽固势力。

3月5日凌晨，邓小平亲自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左中右三路，以迅速的包抄穿插战术向朱怀冰部的巢穴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朱怀冰队溃不成军，丢下全部辎重和后方机关，慌忙北渡漳河。邓小平立即命令中央队追击，中央队在林县姚村一带截住了顽军，前后夹击，经过约7小时激战，击溃了朱怀冰的主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转战豫北斗敌顽

1940年12月4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师部到达河南涉县（现属河北省）的赤岸村。

1942年9月，中共太行分局成立后，他任分局书记。在此前后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在这个峰峦重叠的太行山区中的小山村，指挥晋冀鲁豫地区的抗日斗争。特别是1943年10月，刘伯承离开太行，赴延安学习，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独自挑起了领导华北敌后抗日的重任。他指挥晋冀鲁豫军民打退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根据地各项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1940年以来，日本侵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扼杀我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民。

为了打破日寇的“囚笼”，5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了白晋铁路破击战役，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指挥八路军105个团40余万人发起了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作战前后共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从正太路破击战开始，以反“扫荡”结束，使日军的“囚笼”政策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军民参加了正太路破击战役、榆（社）辽（县）公路破击战役、关家脑战斗和反“扫荡”等“百团大战”的全过程。大战历时三个半月，一二九师共进行大小战斗5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近8000名，破坏铁路近500里、公路1000余里，取得了辉煌战果。

刘伯承在总结“百团大战”经验时指出：“八路军和决死队在华北敌后所进行的‘百团大战’，实质上是敌我之间交通斗争的激烈表现。敌人为作战运输的需要，为控制占领区掠夺人力物力，交通已成为不可断绝的生命线。如被打破，就必然演成肢解的死亡。交通战对于我们来说，则或者是让日寇交通线缠死，或者是破坏交通线问题。交通战不单纯含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综合战的意义。”

“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以巨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使日军企图进攻西安和重庆的计划流产。“百团大战”极大地震撼了日本侵略军。日军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重新集结重兵进攻华北敌后根据地。1941年春，日军集中60%以上的侵华兵力于抗日根据地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加上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进一步加重了根据地军民的困难。

游击战场显威名

“为了扭转‘百团大战’之后的不利局面，刘伯承、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训主力兵团、加强军区建设、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建设游击集团。”段德文说。

早在1938年秋，刘伯承就提出“抗日自卫队、抗日游击队和军区、军分区基本部队三种因素组成有机配合动作的游击集团，是抗日军区的重要内容”；1941年2月，又提出继续发展游击集团，对付日寇的“扫荡”。6月30日，他又写出了《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指出了游击集团的组织、作用、指挥和优点。在此期间，刘伯承和邓小平指导全区组织了游击集团，加强边沿区的对敌斗争，打破敌人的蚕食和封锁。秋季，组织了全师运动大会，对各部队的整训进行检阅；并进行了邢（台）沙（河）永（年）等反“扫荡”战役。

为了加强对游击集团反“扫荡”的指导，刘伯承在这年连续发表了多篇军事著作，及时总结反“扫荡”的经验，对指导游击集团的行动起了重大作用。他所写的《太行军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一文，曾被晋冀鲁豫根据地一位领导人誉为“太行山的《论持久战》”。

到了1943年，刘伯承又写出了《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和《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对敌进我进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指出敌进我进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这种产生和运用于人民解放斗争的方针，只能为人民军队所独有，而为日本侵略军及中国其他军队所无法采用。

八路军运用敌进我进方针挺进华北敌后，建立起一个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日军回兵“扫荡”、蚕食的情况下，八路军又依靠敌进我进的方针，分兵深入敌后之敌后，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敌进我进，作为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1942年是敌后抗日战争最频繁最残酷的一年，也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段德文说，“部队不仅要打仗，还要生产。一二九师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帮助人民开荒种地，兴修水利，渡过了难关。”

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悬殊，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

开辟抗日根据地

“其实，早在1938年4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三四四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向冀南、豫北平原及各铁路沿线展开。”段德文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刘伯承和徐向前、邓小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新区开辟工作作了具体的分工和规划。决定加强主力兵团，成立新的第三八五旅，由陈锡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治委员，汪乃贵任副旅长，下辖第七六九团、独立团和汪乃贵支队。并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第六八九团和曾国华第五支队开赴冀南。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进至平汉路西侧的冀豫地区，并相机向豫北发展，旅政委王新亭率第七七一团两个营进至平汉东侧的永年、肥乡、成安一带。陈锡联、谢富治率第三八五旅主力继续活动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并相机分兵向石家庄以东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央突进，两翼配合的部署。背靠太行山、脚踩大平原，三个方向共同努力，加上冀南已有的力量，会很快打开一个新局面。”

1944年4月，侵华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河南的国民党40万军队一触即溃，37天丢了38座县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乘机向敌后进军，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7月20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北方局会议，部署了向河南进军的任务。会后，他又亲自听取了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副政委郭林祥关于支队组建及渡黄河准备的情况汇报,和郭林祥一起选择渡河地点，并对支队的行动作了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等具体指示。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南下后，邓小平又先后组建了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和第六支队挺进豫西敌后，与兄弟部队和中共河南地方党组织一起广泛发动群众，英勇抗击日军,开辟了300多万人口的豫西抗日根据地。

1945年3月，邓小平率领北方局10余名干部，由山西辽县出发，通过连接太行与冀鲁豫的豫北地下交通线，到达中共冀鲁豫中央分局机关驻地豫北清丰县单拐村。邓小平不顾连日长途跋涉的疲劳，即与分局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在新老根据地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的问题。他强调，抓住了减租减息这个环节，就可以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邓小平将随行的北方局干部分为三个组，分赴河南老区濮阳、滑县和新区的濮县开展深入的社会调查，了解群众工作情况。根据调查情况，邓小平提出了发展群众运动的正确政策和方法，促进了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刘伯承被选为“七大”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任晋冀鲁豫区代表团团长，并被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反攻命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延安适时地指挥了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民对日寇进行大反攻作战，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控制了80多座城市，扩大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地域北起正太路与德石路，南至黄河，西迄同蒲路，东抵津浦路，面积达18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2400余万，军队由出师抗日时的9000余人发展到近30万人，民兵40余万人。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8年艰苦奋战，英勇斗争，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段德文兴奋地说，“刘伯承作为一个大战略区的指挥员，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京中华门外，菊花台公园数百亩翠竹深处，掩映着一排九座陵墓，陵前的墓碑上刻写着由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撰写的《九烈士殉难事略》：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翌年一月二日陷马尼剌(拉)，我总领事杨光泩、朱少屏、莫介恩，随习领事姚竹修、肖东明、杨庆寿，主事卢秉枢，学习员王恭玮等，守正不阿，于四月十七日悉被害。同年一月十九日，寇登陆山打根，我领事卓还来被囚，忠贞不屈，三十四年七月六日亦被害。呜呼！此九人者皆外交界之英俊，为保全民族令誉而牺牲者也。我政府特将其忠骸运归，公葬于名山。后之来此瞻拜者，亦知有所矜式也乎。

这座墓碑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侵略者违背国际公法，残害杨光泩等九名中国抗日外交官的血腥罪行。

临危受命坚守护侨岗位

在抗日战争进入白炽化状态之时，南洋华侨积极投身祖国的抗战事业。杨光泩等外交官临危受命，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并立即组织菲律宾爱国华侨，开展援助国内人民抗日救国的斗争。在国民政府发起的“献机”运动中，菲律宾华侨捐款500万元，约捐献飞机50架，国民政府为此颁发嘉奖令。在中国驻菲总领馆的支持下，菲岛华侨还成立“华侨青年战时服务团”，进行军事、政治、驾驶技术及战地救护方面的训练，曾组织四批华侨青年归国参加抗日战争。菲岛华侨还开展禁售日货运动，使华侨商场之敌货消灭无存，“敌人在菲岛之市场因之蒙受绝大损失”，由于大力提倡国货，菲岛中国货的进口大有增进。1940年8月，杨光泩还推动菲岛华侨组织特种委员会，举办抗战画展，设在马尼拉最繁华大街的高大建筑“水晶宫”内，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宣传中国英勇抗战，吸引了美国、菲律宾以及在菲的很多国际友人参观，并将美国总统罗斯福、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会长薛西尔爵士、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等国际名人主张抵制日货的名言以及全世界抵制日货团体名册广为散发。他们还在展览会门口放有一份要求美国政府立即禁运废金属赴日的请愿书，自愿签名者达五万多人，该请愿书经美国驻菲官员呈送美国国会，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在中国驻菲总领事馆的努力下，菲岛华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军队进攻势头很猛，美英军队纷纷败退，一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开始撤退。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撤退澳大利亚之前，曾在自己的专机上为中国外交人员预留了座位，美国外交官也曾劝说杨光泩等撤往澳大利亚，可杨光泩等谢绝了此番好意，表示：“身为外交官，负有保护侨民重责，未奉国内命令，绝不擅离职守。”

任职英属北婆罗洲山打根（在今印尼）中国领事的卓还来，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留学法国，曾任中国驻安南（越南）副领事。担任驻山打根领事后，也大力介绍国内扩建空军的计划，号召当地侨胞为抗战出力，并捐购飞机一架，积极推动了当地华侨援助祖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外交官坚守岗位，组织战时服务队，协助当地政府维持秩序，筹划文教人员和部分华侨撤退，指挥烧毁各种爱国捐款存据、救国公债登记表及重要文件，并烧毁了国民政府在美国印刷并运到菲国海关，准备转运归国的一大批法币，以防止落入敌手，成为激怒日寇的重要原因。

宁死不屈遇害南洋日占区

1942年1月2日，日军攻占马尼拉。杨光泩等援用国际法有关“交战国不杀敌国外交人员及侨民”的条款，挺身保护侨民以及自身的安全。然而，凶暴的日本侵略者根本不顾国际法的规定，以不承认重庆政府为由，不承认杨总领事等八名馆员的外交官身份，将他们八人拘捕于马尼拉的菲律宾大学艺术学院内，42名菲国爱国华侨领袖也被拘于同一地点。

日本侵略者对于杨光泩等威迫利诱，提出三项条件：1，通电劝重庆政府和日本“媾和”，承认南京汪伪政府；2，在三个月内为日军筹集相当于1937年—1941年间捐给重庆政府（1200万菲元）两倍的款项；3，按日军意旨组成伪华侨协会，与占领军当局合作。如答应上述条件，可以立即释放，并退还财产。杨光泩断然拒绝了日军的要求，答称：华侨多数从商，于政治素少主张，对和平问题无须再发通电。捐款方面，因战事发生，交通商业均告停顿，无法进行。日军进而逼迫杨氏交出那批法币，杨光泩坦然告称已经奉命烧毁，更使日军恼怒万分。

4月17日，日本占领军当局以从事抗日活动、军事协助重庆政府、扰乱治安、抵制日货等项罪名，将八名中国外交官全部秘密处死。据目睹整个行刑事件全过程的当地侨民廖西白的《目击记》记载：“当时，日军用毛巾布条蒙住八位烈士的眼睛，遭到拒绝，日军士兵急忙赶到烈士背后，但八位烈士同时扭转身躯面向日本枪口，刽子手惊慌失措，举枪乱射，杨光泩烈士以手指着自己的心脏，从容就义。”

1月19日，日军也占领了英属北婆罗洲山打根，中国驻该地领事馆为日军包围，日军士兵将刺刀架在卓还来领事的脖子上，强迫他与日军合作，遭到卓氏严词拒绝。日军又索要领事馆档案资料，卓领事早已将重要文件付之一炬，遂手指着炉灰对日军说：“全部在此，可以取去。”日军大怒，当即将卓氏逮捕，随习领事杨登程、主事厉鼎元等也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而遭到毒打，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卓还来的夫人赵世平及两个孩子以及厉鼎元的夫人。

被囚期间，日军多次要求卓答应他们的条件：脱离重庆政府，承认汪伪南京政府，并出面组织华侨，否则妻儿性命不保，自己也会遭到灭顶之灾。一旦答应合作，日军许诺，卓还来的妻儿都可获得自由和优厚的生活。卓还来一口拒绝，并托人带口信给夫人：“我问心无愧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我的人格没有玷污，我是和光荣同在的。”

日军无奈，只好将卓还来秘密关押。1945年初，当地华侨医生借去为他治病的机会，将外界盟军胜利的消息告诉他，而侨民也制定出掩护他逃走的计划。卓还来却以“日军找不到我，全地区的华人可能因此遭殃”而拒绝了。1945年6月，盟军的轰炸已越来越密集。日军将卓还来带到山区，与华侨接触更加频繁，有人再次提议愿意帮助他逃脱，卓还来再次拒绝。

1945年7月6日，就在东南亚地区解放的曙光已经显现之时，日军秘密杀害了年仅三十四岁的卓还来，并焚毁了他的尸体。

这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残杀外交人员事件。

尽忠报国永为后人纪念

日本投降后，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烈士的遗骸很快被找到了，日本侵略军屠杀外交人员事件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946年盟军军事法庭将杀害杨光泩等9名外交官的日本战犯山下奉文、太田清一、阿木内中、芥光谷等人判处死刑，给予了应有的惩罚。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杨光泩等9人为革命烈士，并向在国内的九烈士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2015年8月24日，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抗日外交九烈士名列其中。

报国填沧海，成仁重泰山。祖国从没有忘记在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烽火岁月里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他们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魂，谱写出一部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李承干，家境小康，六岁入私塾读书，时达七年。清末，朝廷腐败，维新思潮涌动，一批有识之士怀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创办新式学堂，少年李承干入湖南省立实业学堂学习。在省立实业学堂，李承干受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革命言行熏陶，眼界大开，形成了中国“非推翻清朝专制政体不足以致治，非振新实业不足以图强”的理念，立下了实业报国的志向。

1906年，他被选送赴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在日本，他与郭沫若、成仿吾交往甚密。目睹中国的社会现状，他深感非推翻专制政体不足以致治，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图强。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毅然辍学回国，在武昌投军于黄兴麾下。满清皇帝退位后，他仍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电器机械科继续求学。他六年攻读，学成归国，先后任湖南省长公署实业科科长兼技正、湖南电灯公司工程师、汉阳兵工厂机电课课长、九江兵工实验厂厂长。

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京，李承干到金陵制造局任工务科长。他一边研究枪炮弹药制造，一边探究中国兵工企业积弊。该局改为兵工厂后，李承干任厂长。他励精图治，提出了“厘定法规以明职责，革除陋习以防中饱，慎选材料以合规格，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出品质量，砥砺员工研究，扩大工余教育，以培养其品格知识，改善职工生活，勉其精诚合作”的治厂方针，反对兵工厂由不懂技术、不懂生产的军人来领导。他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兵工署花七分钱一颗从国外购进子弹，愤然主动承担制造任务，将价格降至六分，并按时完成供货合同，为中国兵工企业争了气。金陵兵工厂经过他的整顿改革，更新扩建，达到了近代兵工企业的先进水平，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兵工的国宝”。

抗战时期，金陵兵工厂西迁重庆，改名为兵工署廿一兵工厂（现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公司），他仍担任厂长。当时工作环境极为艰苦，日寇飞机常来狂轰滥炸。他把对日寇的一腔仇恨，化作铸造斩魔利剑的熊熊烈火，夜以继日，晨霄计虑，一心扑在武器研制上。他把原生产的汉阳造步枪加以改进，生产出中正式步枪，使枪筒质量、瞄准和击火性能大为优化，穿透性比日本的三八式强得多。他设计生产的八二迫击炮，兼直射和曲射两种功能，射程达5000公尺，比法国制造的同类武器重量减少一半而性能更好。他对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改进，改进后的马克沁重机枪的性能较原品种有明显的提高。他把这次对重机枪的改进称之为“空前一次最大之改革”。他还研制出捷克式轻机枪、反坦克破甲枪榴弹、120毫米迫击炮等杀伤力大的重武器，极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从1938年初到抗战胜利，廿一兵工厂为前方抗日将士提供各种型号的机枪27900余挺、迫击炮7760门、步枪293300余支；此外还有其他10多种轻武器和大批弹药，其轻武器的产量占全国兵工企业总产量的一半。

为褒奖李承干战时兵工生产方面的杰出成就，1939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曾先后为李承干颁发4枚奖章和勋章，蒋介石还亲自予以嘉奖。历史悠久的中国工程学会亦在抗战胜利后，向李承干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在中国曾获此殊荣的有詹天佑、茅以升等著名工程技术专家，李承干则是获此奖章的第8人。

李承干一生清廉平淡，洁身自律，且性格倔强，刚直不阿。作为中国兵工的开拓者，他在兵工界20年，当了17年厂长，官衔升至中将，离职时仍是一身布衣、几个装衣服和书籍的旧肥皂箱。当年蒋介石准备提拔李承干当兵工厂厂长，但按照规定，这一职位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于是蒋介石先出面找李承干谈，问他“你不是国民党员怎么让你当厂长？”但是李承干拒绝了，他说，“我不相信党派，我是无党派人士。要我入国民党，那我干脆不当厂长了。”蒋介石知道李承干最听他老师的话，于是就请他老师出面做工作。一向遵从师命的李承干竟然回绝：“老师，我一贯听您的话，但这次我不能听您的。”兵工厂离不开李承干，没有办法，后来蒋介石专门为他下了个文件，规定高级技术人才不是国民党员也可以担任重要职务。

抗战胜利后，李承干向兵工署建议将廿一兵工厂与钢铁厂合并，提出“谋机器及工具之新建设，俾军事与民生事业相辅并进，而以武器制造为副，使有利民生，兼顾国本”的设想。然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憧憬和平终成泡影，于1947年3月愤然辞去兵工厂厂长职务，以兵工署副署长身份赴美考察工业。回国后，受化学家侯德榜之聘，担任南京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协理兼硫酸氩厂厂长。

南京解放前夕，李承干拒绝将该厂迁往台湾，并组织职工护厂保产。1949年初，周恩来亲自派人接李承干到解放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新中国国家政权的筹建工作。1949年10月1日，李承干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1年，李承干辞去硫酸氩厂厂长职务，转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经理。1954年9月，他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来任人大常务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被任命为国家计量局第一任局长。他还是第一至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59年1月，李承干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多年来，李承干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一直未明。上世纪80年代，李承干去世多年之后，他的真实身份才由时任中央统战部顾问的李维汉披露出来，原来这位大名鼎鼎的无党派人士，早在重庆任第廿一兵工厂厂长期间，就已经由周恩来和李维汉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湖南大辞典》中也明确肯定，李承干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秘密加入共产党”。